我国传统音乐特征

一、经济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个体农民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它们的生产规模狭小而且分散，并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经济显得较为孱弱，甚至不存在商品交换的问题。纵观历代王朝，统治者均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把“重农抑商”奉为基本国策，使我国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受到严重的束缚和遏制。这样的封闭性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之间所形成的社会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其衍生的基础和生存环境就是一定规则的规制下，形成有序的社会，而为其熟人社会纽带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道德关系。正是由于农业经济的长期存在和巩固，才造成了中国的伦理型社会形成的可能性。中国传统音乐就在这种经济基础所营养的伦理社会中产生、完善并发展，

二、社会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自给自足性，不仅仅塑造了中国伦理型传统音乐艺术，而且使得伦理型传统音乐艺术又突出表现为艺术与伦理的密切结合，这是东方音乐艺术伦理的特点，且这种特征在中国更显显著。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不充分，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由血缘家族拼合而成的、封闭自足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环节。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成为国家的基石。这种社会结构为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迁延、流衍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作为高文化部分的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三、家庭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是伦理道德秩序维护的出发点和中心。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也无论成年与否，均处在依附于家族的地位，他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服从家族的利益。而在家族中存在一个最高的指挥者，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小家族”。中国历代王朝都面临着以少数管理多数的矛盾。采用宗法家族制度便成为历代王朝的管理政策，明确各级政权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政权与族权相结合，形成天子臣民关系，这样的制度也更容易与重视血缘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传统音乐艺术往往作为家族或家庭最高指挥者维护自身权威，巩固家族规制的祭祖等重要家族活动议程的主要内容。

四、统治阶层的原因

在中国庞大的文化系统中，本体论和认识论只是诸多分支之一。有关宇宙与智力问题的探讨，往往都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以“修身为本”，呈现一种以“修己”为核心的，向“齐家、治国、平天下”扩散的一组同心圆。由于受到伦理中心主义熏染，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道”均特别注重道德感化。如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身教”；帝王在发生灾荒或社会动乱时，便下诏“罪己”。中国的统治者主要以伦理的训条，而不是以法律精神治理国务家事。中国的每一个个人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遵从国家的法治，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臣对君尽忠，子对父尽孝，妇对夫尽顺，弟对兄尽悌，与此同时，君、父、夫、兄等等尊者、长者，对臣、子、妇、弟等卑者幼者也有特定的义务。在五千年的阶级社会历程中，这种文化芥蒂形成得根深蒂固，并成为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它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内容和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神要义。

五、儒家指导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多数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其核心思想是“仁”，“仁”从人从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亲亲”为出发点，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又由血亲之爱推及开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样的“仁学”便成为宗法思想与国家观念的纽带，因而受到国家和统治者特别的推崇。孟子又将孔子的道德学说加以条理化，提出“仁义礼治”“孝悌忠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道德条目。刚健自强的基本精神——刚健思想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它表现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态度和对人格的追求。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孔子主张“事人”“知生”，而反对“事鬼”“知死”，显示了对道德的热衷和对宗教的冷淡，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诚然，儒家不能认识德与力的相辅相成，但诸子却主张伦理道德教育的落脚点是“乐”，即“成于乐”。特别是借助“乐”的力量，倚赖中国传统音乐的社会功能来移风易俗，教化大众，成为多数统治者治人醒世之道。

结语

“传统是一条河”，在中华文明衍生的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道德伦理伴生于阶级社会的自始自终。传统音乐作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历代伦理社会中，理论化也成为其稳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究其原因，不仅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领域因素的影响，而且与社会微观层面，如社会阶层、家族家庭、文化流派、个体意识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