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研究

一、危机的实质是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背离，但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具有明显时代特征。自冷战格局正式确立后，世界经济体系中就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且相互对抗的经济阵营，并延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期间，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苏联主导的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曾被描绘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正面模式，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竞争、无政府主义、经济危机甚至战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及设想，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将不可避免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经济将消除商品货币关系，消灭私有制，由国家进行严格计划管理，因而可有效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换言之，经济周期性波动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但事实是，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面临的严峻问题，成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超越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客观规律。然而，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不仅通过国有化用国家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而且用国家配置资源方式取代了市场配置资源方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却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苏联经济几乎到了瘫痪的状态，工业产值仅为1913年的1/7，农业产值仅为国内战争前的2/3。

“铁路一条线一条线地停止运营。许多工厂停产，其中包括一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得以修复的工厂”〔1〕33。列宁由此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会面临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问题〔2〕184，并强调指出，“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3〕570的做法是错误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联经济才得以逐步恢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认为“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4〕248。在整个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尽管历任政府总在不断地试图改进和完善计划手段，但过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励所导致的低效率，使苏联经济始终难以摆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至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降低，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之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基本如此。然而，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却表现各异，相互之间的关联作用较小，因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具有全球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但都表现为生产与需求的严重背离，只是生产与需求背离的具体表现不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突出表现为生产不足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形式也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由过去相互排斥发展到同时并存，“滞胀”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危机阶段的顽症。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东的剧变，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越南等原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起初，这些转型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产品生产滞后于需求，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仍表现为生产不足，抢购风盛行;且经济周期性波动通常只同本国经济运行相关，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完全同步。随着这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经济已日趋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经济的运行不仅受“自身周期性规律”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周期性规律”作用，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危机现象，由传统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不足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并存局面，正逐步演化为当前共同的生产过剩危机问题，包括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和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各异，有的表现为产业资本供给过剩引发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有的则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

危机期间，由于各国政府采取的反危机政策措施通常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因而由此引发的“滞胀”问题目前也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传导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5〕340如今，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通常始于金融、不动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然后再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引起全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甚至进一步演化为包括国家主权信用危机在内的经济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是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结果，而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刺激需求，提高购买力，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或产品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因此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这正好应验了马克思的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6〕514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处理好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关系，避免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现象的发生，就成为化解或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所在。

二、危机根源于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但经济发展模式缺陷渐成主要成因

理论家们不仅关注到了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而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注意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范式，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原因的理论，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杜岗•巴拉诺夫斯基和鲁道夫•希法亭的供求失衡论，保罗•斯威奇、刘易斯•科里和奥托•鲍威尔的需求不足论，保罗•马蒂克、大卫•耶菲等的供给不足论，西蒙•克拉克和罗伯特•布伦纳的供给过度论，以及多因素决定论。自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有卡尔多经济周期模型、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希克斯经济周期模型，70年代后的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等。针对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的原因，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加速增长途径论、再投资周期论、两大部类交替增长论、技术进步波浪式发展论、政治周期论、农业周期论、行为—制度论等。

从中可以看出，学界研究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的视角各异，提出的理论观点也不相同，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成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域中，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或经济危机的原因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基本理论观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通常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产生归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只要消除此两种因素，就不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然而，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证明，无论是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未能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关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通常归结为经济政策失误和计划手段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有效纠正和解决好计划经济中的“失算”问题。正如斯大林强调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一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一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具有远见。因此，我们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使失算的情况减少，使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4〕248但事实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从来没有摆脱过周期性波动问题。那么，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背后有没有最深层次的原因?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阶段，因而可以一个经济危机来代表一个经济周期。

如果从1788年发生的英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算起，经济危机已存在200多年的历史。而如果从1857年发生的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到二战前，总共发生了11次世界经济危机。二战结束后，如果撇开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出现的生产不足的危机，也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主要有1957～1958年、1974～1975年、1980～1982年、1997～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无论是个别国家还是世界性、无论是二战前还是二战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都根源于利益矛盾和冲突。正如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地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7〕605而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又主要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必然引起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从而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当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有着不同的表现。当今世界不仅存在资源稀缺性问题，而且某些资源稀缺问题非常突出，因而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依然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就不可避免。由此可见，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深层次原因或根本原因，仍然是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更多地是从直接成因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就当代世界发生的每一次具体的经济波动而言，其具体成因比较复杂。

但总体上讲，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时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内在缺陷，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缺陷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缺陷，是诱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渐成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主要成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和东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先后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如拉美债务和经济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与经济社会危机等，在一定程度上讲，危机的发生同这些国家采取政府主导的追赶型经济发展等模式紧密相关。拉美和东亚等国家为解决国内积累不足和实现经济高速发展需要，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进行积极干预，并由政府主导推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可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因而也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东南亚国家推行政府和银行主导的出口导向模式中，政府积极担当为企业投资提供担保角色，致使大量外资涌入和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倡导和鼓励消费主义，过度依靠举债，推动经济结构虚拟化和泡沫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化解或缓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而且需要选择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根据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变化特点和要求进行适时调整。当前，我国紧要的是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实现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入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力避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经济遭受重创程度有增无减，但危害与机遇的叠加效应更加突出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加上美国实施旨在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援助和复兴计划的作用，很快从战争的动荡和废墟中恢复过来。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由于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和朝鲜战争等带来的所谓“战争景气”等因素，缓和了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西方国家先后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期间虽然发生了1957～1958年经济危机，但其影响面和影响程度比较有限。到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奉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巨额赤字，出现比较严重的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因素影响，终于在1974～1975年爆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时期，世界经济进入了比较频繁的周期性动荡之中。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及整个50年代，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进入60年代，由于僵化体制和政策失误等原因影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以至增速下滑。

期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试图尝试改革走出困境，但多数国家经济只获得短暂的复苏，相对而言所经历的衰退期要漫长得多。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断突破社会制度的藩篱，演化为带有区域性或全球性特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引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从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总的来看，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给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作用可谓有增无减。无论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经济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还是冷战结束后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都不同程度地扰乱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给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创。1974～1975年危机是战后第一次波及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不仅使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而且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比危机前的高点分别下降了15．2%、20．2%、12．9%、13．2%、4．7%和13．5%，同期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7．4%、18．9%、12．7%、43．9%、19．1%和24．6%，平均失业率都超过5%〔8〕289。70年代开始的苏联经济周期性波动，期间只有短暂的小幅度增长，却经历了长达15年的“经济停滞”。有学者计算，1962～1984年间，苏联全要素生产率除了柯西金改革阶段提高1．2%外，其余时间一直在－0．9～0．5%之间徘徊〔9〕28。日趋频发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给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和经济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1980～1990年间，8个核心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3%〔10〕285，这一时期被称为拉美“失去的10年”，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90年代，亚洲国家先后遭遇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1990年日本的泡沫危机，使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都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空白的10年”。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则重创了此前获得20年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经济，使其陷入严重衰退。东南亚国家的GDP增长从1997年的平均4%降至1998年的－6．9%;“四小龙”的GDP增长从1997年的平均6%降至1998年的－1．4%〔11〕428。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重创了全球经济，200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除中国等少数国家实现正增长率外，大都出现了负增长。伴随国际金融危机作用的进一步发酵，欧债危机深入发展并有越演越烈之势，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究竟有多深尚难预料。危机反映了“危”和“机”的两个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是无法逃脱的劫难，但每一次危机都会迫使相关国家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对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积极效果。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呈现出明显的危害与机遇叠加效应〔12〕。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呈现的危害与机遇叠加效应，首先表现在不同产业之间发展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导致某些产业的衰退，而这恰好又为其他产业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二战结束后，为了满足经济恢复的需要，钢铁、机械制造、化工等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但这些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却潜伏着新的危机，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给这些石油高依赖性重化工业等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迫使美国等国家在将产业发展重点转向高科技军事工业的同时，加大对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投资，并努力把石油低依赖性的信息、金融服务等产业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使之成为危机后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日本努力通过开发节能技术，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促进了汽车、电子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等不依赖于石油的产业发展。然而，计算机、网络等IT业的迅猛发展和金融衍生品的毫无节制扩张，又为其发展埋下了新的隐患。高度依赖虚拟资本运动创造利润，必然造成实体经济产业空洞化，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造成经济泡沫，最终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9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IT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等产业带来了严重冲击，同时又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扶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求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赢得先机。中国不仅明确提出要努力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并且制定了具体到发展规划。危害与机遇的叠加效应还表现为不同国家或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在给某些国家带来严重破坏，导致经济走向衰退的同时，通常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可能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机遇。1973年欧佩克通过提高石油价格引发的石油危机削弱了欧洲和日本的美元储备和贸易盈余。同时，石油美元通过西方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流入石油生产国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就为其加快推进工业化带来了机遇，使其经济力量得到不断增强。1974～1975年经济危机虽然使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但由于美国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商品，而习惯于生产标准化产品的美国国内企业又一时难以满足，其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这为日本和欧洲国家特别是日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日本和欧洲国家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鼓励企业通过积极发展个性化生产不断增强竞争力，企业的活力和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因而，危机过后的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欧洲和日本经济却得到较快的发展。第二次石油危机再次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使1982年经济出现负增长，但这促使美国政府加快经济转型步伐，通过减税、美元贬值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等举措，使经济在次年就实现快速回升，增长率达4．4%，1984年进一步提高到7．3%，成为1951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11〕378，并奇迹般地持续增长了20多年。70年代以来，正当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遭受周期性经济危机打击，致使许多国家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时候，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以此为契机，从中寻找到了发展机遇。这些国家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采取适合本国国情和民情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填补和挤占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相继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70年代“四小龙”崛起，80年代出现了“三小虎”，90年代又有了中国巨龙的腾飞。印度经济学家苏尔吉达•巴拉通过研究指出，自二战以来，每隔10年就有一个地区的经济起飞〔11〕422。此次世界经济波动过程必然是一次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过程，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大变动、大调整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构，究竟哪个国家能够挺过难关和赢得未来，就要看谁更能化“危”为“机”，并能紧紧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