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之都人文历史分析

一、商丘是商人、商业、商文化和商朝的发祥地

商王朝的始祖契生活在商丘一带。当时这一带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到王亥时商部落开始强大。“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商族的图腾崇拜是玄鸟。据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考证,玄鸟即凤鸟。商丘一带的汉画像石墓中凤鸟的图像很多,而且常常刻于墓门外侧,为祥瑞安宁之象征,说明直到汉代豫东一带仍将凤鸟视为神鸟而崇拜[2]。王亥生活在夏王朝中期,是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个部落首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尔雅•释古》说:“王,君也。”《说文》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这也就是说,商后代称亥为王亥,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值得后人纪念,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亥崇我”的记载也可证明。

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王亥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视呢?这要从王亥所生活的时代及所从事的事业谈起。王亥生活的时代大约与少康同时。当时,夏朝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商部落的经济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管子•轻重戊》记载:“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这说明,到王亥时代,商人已经驯用马牛。但王亥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初期,农业生产水平虽有进步,但还比较低下,饲养家畜无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业的兴起,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认为“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3]。在夏王朝中期时的商丘环境优美,水清木秀,非常适宜动植物的生长,所以王亥就首先发明了畜牧业。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4]。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

王亥一生中应该说会有很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商业贸易活动。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这就是说王亥由于在贸易时在有易居住时间过长,引起对方不满,被对方杀死。在当时商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王亥的这些商业贸易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杀除了商业贸易中双方发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杀并未影响商部落的强大,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商只所以能够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使其日益强大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商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

《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说明了当时的商国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状况。随着商业的发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期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革命。”[4]虽然王亥为他所开创的商业活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这并不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王亥所开创的商业活动,增强了商部落的经济基础,并掀起了一场推翻夏王朝的革命。在中国商业史上,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王朝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质基础。由此也可推断,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4]。商朝取代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并且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王朝,商朝时的商丘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二、商丘历史源远流长,古商文化几度辉煌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厚重,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人商业的发源地,商朝开国帝王商汤灭夏后的建都地。因此,商丘的商有三重含义:一是指商部族的“商”;二是指商人商业的“商”;三是指商朝的“商”。先商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更是商丘文化的源头,正是有先商时期丰厚的文化积累,才使商丘这块土地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文化,即商丘成为了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的策源地。儒家创始人孔子祖籍商丘[5],后又长期在商丘及周边地区讲学传道,招收弟子。孔子之所以能创立儒家学派,可以说与其先祖所居的商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丘成为孔子实践儒家思想和传授儒学的重要地区之一。

庄子是商丘人,是战国时期道家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继承老子又有所发展,《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主要经典之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本体,“自本自根”,“无为无形”,“莫知其始,莫知所终”。以此出发,他认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万物皆一”。《庄子》一书中有着朴素的辩证因素,而且常借寓言故事讲述抽象道理,想像丰富,语言生动,既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两千多年来庄子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座思想的丰碑。道家创始人老子家居鹿邑,距商丘只有几十里,鹿邑虽然属楚国,但其远离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际属于古代商丘的文化圈内,老庄的道家文化融为一体,其思想根植于古代商丘深厚的文化土壤。墨家是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学派,创始人墨翟也是商丘人,他当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墨家初始即以与儒家对立的姿态出现,在一系列政治与学术问题上与儒家展开论争。战国末期,墨子后学克服了墨家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增加了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兼爱”、“非攻”等许多思想独树一帜,墨家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不相爱”,因而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征伐攻战;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奢侈享受,以减轻庶民负担;提倡“尚贤”、“尚同”,反对宿命的尊卑观念和等级制度。

特别是墨家对科学的认识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丰碑。百家争鸣中的名家惠施是商丘人,惠施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诸子百家或萌发于商丘,或成长于商丘,或光大于商丘,他们聚集在商丘这块先商文化润育的热土上,高谈阔论,激扬文字,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开放出了一朵朵美丽的思想之花、智慧之花,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和深深的向往。诸子所留下的著作更是一座座文化的“金字塔”,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向后人展示着其光芒和神秘。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更是商丘历史上一段最美好的一页。在汉代前期和中期,商丘历史再度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在刘武被封为梁王并把封国都城定在商丘之后,商丘的经济文化在汉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全国之首,许多文人墨客、天下名士聚集商丘,研究经典,撰文作赋。商丘人戴德、戴圣编篡《礼记》,对儒家经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学者丁宽、焦延焘和桥玄对《易经》的研究,亦有较大进展。著名文人贾谊、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相聚商丘,谈古论今,饮酒赋诗,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绝世佳作,声誉满于华夏。魏晋时期,虽战火不断,但商丘文化仍然继承了前代文化的脉络,出现了著名思想家杨泉,他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初步概念,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文学大家江淹、江总文才溢于海内,为当时一代文豪。唐代商丘是我国东方丝织业交易中心,其经济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的商丘文化亦十分发达。在唐代诗坛活跃的商丘诗人有陈希烈、刘宪、刘熙古、崔日署等。宋代是商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北宋时定商丘为南京,商丘成为陪都。

商丘除了继承着唐代东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外,文化较唐代又有较大的发展,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就设在商丘,为宋朝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戚同文、石延年、王洙、王尧臣、张方平、赵概等都是应天书院培养的杰出学生,分别成为宋代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明清时期,是商丘古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当时的商丘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位居大学士者有沈鲤、宋权、李天馥;位居九卿者有吕坤、宋纟熏、杨东明、侯恂、练国事、汤斌、宋荦等十余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吕坤、杨东明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汤斌、窦克勤则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家,侯方域更是以一代风流才子千古垂名,李子金、杜知耕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明清时期商丘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再次证明了古代商丘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积累,也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丘人的聪明和才智。沧桑变迁,斗转星移,10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商丘自不能免,以致于在发展的进程中放慢了脚步。今天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古老商丘再次焕发生机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和挑战。

三、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于2004年6月来商丘考察后,欣然题词:商人、商业源于商丘[6]。商丘的“三商文化”,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拥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和实物资料支撑,应成为商丘城市品牌的核心内容,继承、弘扬、挖掘和宣传“三商文化”,进而打造“华商之都”城市品牌,必将对提高商丘知名度和竞争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时代。在这么一个绝好机遇中,有着创新传统的商丘人民,生活在我们祖先留下的这块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土地上的每一位商丘人,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的伟大历史使命。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通过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全文12个部分虽各有侧重点,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立和谐社会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商丘地处中原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豫、皖、苏、鲁四省接合部,在交通上被称为“四省通衢”之地,陇海铁路与京九铁路在商丘市区中心交会,105国道与310国道亦在商丘市中心交会,这里已成为中西部结合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南北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交汇的中心地区。因此,商丘已具有的区域性商贸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是打造“华商之都”的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交通条件所构成的地缘关系,为商丘打造“华商之都”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打造“华商之都”,实现商丘的和谐社会建设对全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位商丘人都有责任和有义务在推进商丘“华商之都”与和谐社会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历史文化只有融入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才能焕发出新的文化光芒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弘扬华商文化精神,就要广泛讨论、深入认识华商文化的内涵和蕴含的精神力量,把华商文化与商丘的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华商文化精神的弘扬。从文化传承性说,华商文化创业精神实质和特征具有现实意义[7]。在当前我市开展的“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开放、全民大创业”的活动中,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华商文化精神,使精神变物质。要树立较高的创业境界、较大的创业胆略、较好的创业品格,发扬尊商、亲商、富商的华商文化传统,树立为商天下的思想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商人、商业源于商丘这一影响和价值已远远超越了商丘的地域概念,为全国和全球华人所共有。这一历史事实亟需尽快从历史典籍中走出来,走出商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商丘举办的“国际华商文化节”有利于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商业传统文化,吸收借鉴世界各地先进的现代商业文明成果,进一步挖掘商业文化的内涵,推进商业诚信和商业道德体系建设。团结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商,增强华商的凝聚力,吸引更多的华商认识商丘,了解商丘,关注商丘,加强河南、商丘同世界各地华商的联系与合作,促进招商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有助于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整合转化为历史文化产业优势,充分释放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为河南和商丘的发展带来更多、更好的机遇。同时,对宣传河南和商丘,进一步扩大河南和商丘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河南和商丘的外部形象将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