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比较文学探究

一、从文学到文化

当回顾最近几十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时，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比较文学一个相当主要的发展趋势是:中外比较文学家的研究重心，或者说他们的研究兴趣，正在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移。这一点从最近两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中即可窥见一斑。譬如，1991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就是比较文化色彩颇为浓厚的“欲望与幻想”，年会的各个讨论专题更是充满了文化与人类学的意味，诸如“美的幻想”，“历史的幻象”，“叙述的力量”，“他者的幻象”，等等，之后，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也是如此:“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具体的专题讨论也无不与文化研究有密切的关联，如“文学与属性(ldentity)”，“文学体裁、语言与文化”，“文学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比较文学的方法、范式与文化的多样化”，等。1997年即将在荷兰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显然也是继承了这一发展脉络，且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它的主题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而它的研究导向则明确指向“文学与目前和过去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诸如殖民、反殖民的进程，新兴国家，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历史性接触，联邦政体的创建和发展，欧洲部分国家的解体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联合)以及文学和性别的文化研究关系”。它的七个副主题分别是:民族的形成，讨论作为文化诸因素的载体的文学及其机构，因为它们对民族性和身份的形成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考察现时代及过去的文学如何从各个层面(从最个人的到最公共的)使相关者对前殖民时代、殖民与反殖民时期的体验保持鲜活的记忆;人类的良知，探讨文学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待人类历史上的反常事件;性别记忆，探讨文学在性别区分过程中的角色，甚至还可“扩展到民族、种族、宗教、及其他集体身份内部的角色”;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文类，“试图为现有的文类所不能充分回答的社会及文化问题提供答案，或提出一套解决方案”;“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作为文化记忆的翻译”两个副主题，则分别探讨文学在不同时期或文化史中被使用(或被滥用)的方式及翻译对社会的贡献，等等。①国际比较文学界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趋势由此赫然可见。对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这种发展趋势，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立即意识到并作出了反应。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写的一篇“代序”中就明确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前比较文学的另一特点是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②在此之前，还在1990年第三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乐黛云教授在她的主题发言中也已经明确标举。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沟通第三世界和发达世界使两者达到相互理解、双方都能接受的“话语”，寻找能够进行真正对话的“中介”。③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界连续举行了几个与文化研究有密切关系的研讨会。首先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感兴趣的间题是:一干差万别的人类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可不可能有共同的是非标准呢?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不同的文化是逐渐趋同还是愈加差异呢?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化中是否仍然会体现出某种规律，某种“理性一元性”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自身的文化与文明，达到另一更高的境界，成为许多国家正在议论的“新人类”?等等。接着，北京大学又于1994年1月举行了“‘平行研究’与‘话语建构”，讨论会，会议围绕着如何建构中西比较诗学对话话语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明确认为，寻找异质文化之间的话语中介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如何在“世纪末”这个多元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进一步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和拓进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引人注目的还有199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汇集了中、美、加、法、德、意、俄、日等25个国家地区的120多位著名学者，其中不乏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者，中国国家教委主任亲临会场表示祝贺，收到的论文“既有中西文化对话的案例，也有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强势文化与法国电影文化的论战;既有欧洲政治经济联合以后将留下的民族文化难题，也有美国、加拿大、南非诸国内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文化矛盾;既有东方国家如中日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招致的种种文化误读，也有由于思想、宗教和社会发展程度落差而形成的交流和沟通困难;既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留下的所谓‘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之类的文化后遗症，也有阶级、种族和性别造成的文化错位，等等”。这种特别隆重的规模，顶尖层次的级别和明确渗入文化研究领域的议题，进一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不无象征意味的是，在此之前著名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也已经悄悄地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还成立了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后现代研究会等分支研究团体。比较文学，无论是国际的还是中国的，正在趋向比较文化。

二、文学本体的失落

一般而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向毫无疑问是比较文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表现。正如乐黛云教授指出的，“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宽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④但是，从当前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来看，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也引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即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本体的失落。对此，我们不妨对近几十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作一些简略的分析。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是理论研究。从70年代起，理论已经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尤其是西方比较文学界)占据了极其主要的地位。各种主义竞相登场，什么后现代主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热衷理论，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成为当代西方比较文学界的一大景观。对西方人文学科来说，理论热的兴起自有它的合理性。西方世界的多元文化背景，它所面临的那些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传统的文化现象和所涉及的问题，诸如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关系，世界文化中的边缘文化向中心文化转移的现象，等等，都已超越了传统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必须借助各种新的理论。同时，由于理论与比较文学的挂钩，冲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框架，也为西方人文学科展开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学术天地。但是，西方理论研究的一个弊病是，它过分热衷于自身的“话语”，过分关心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的“对话”，而忽视文学文本的独立价值。用美国学者墨里•克里格的话说，自60年代起，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由法国传入，理论渐渐自成一体，独立于文学研究。目前“理论的年代”取代了批评的年代，产生了许多问题。首先，当今时髦的批评方法是作品的意义取决于理论，而理论本身又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一一这各种“决定论”使文学研究失去了以往的客观性。更可悲的是，由于理论“系统性地入侵”文学系，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迅速发展，因此，从根本上威胁了文学本身的主导地位。⑤这一点我们从后现代主义理论上可以看到一些反映，后现代主义“所醉心的是语言文字的操作游戏，全然不顾作品有无意义，或者干脆就是反意义、反解释、甚至反形式、反美学的”。这种倾向与当前整个西方学术界二战以来的五大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众所周知，二战以来，西方的学术界有五个主要的发展趋势，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承认对文学从美学角度的研究具有真正意义(除非把它看作文学社会学的因素)，而对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浓厚的兴趣。更有甚者，那种把创作家视作文学机构的组织中心、或认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关心应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的组成单位和文献予以解释的观点，开始遭到越来越普遍的拒绝。⑥但是，这种倾向毕竟偏离了文学的本体，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倾向也反映在文学经典的研究上。按理，对文学经典的研究应该非常重视文学本体才是。当年，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曾指出，文学作品有永恒的内在价值，其地位的变化是外在的、次要的。然而，在当代西方，这种观点却被认为有很大的局限性了。目前围绕“经典”的争论正是与此观点有关。西方研究者们指出，文学价值确立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对其它文本的排斥和压制。这可以国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为例:有社会主义背景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中国的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评价甚高，但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由于其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则抬出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较深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经典”。这种脱离了文学文本的经典研究，在文化研究层面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文学史的层面上，其偏颇性和局限性则也是很明显的。形象学研究是当代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又一个研究热点。这种盛行于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跨学科研究，本是一种文学内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体现在文学作品和文艺研究中涉及不同民族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揭示形象亦即形象结构的产生、发展和影响，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象的相对性以及形象判断(所谓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的“性格”和“本质”等)的不科学性。但是近年来形象学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文化人类学理论、神话原型理论、心理学理论、乌托邦理论、他者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史等各种理论的立场出发，研究人们对异国的叙述和异国形象的创造，“研究一种存在于一切文化、一切文学中的基本思想”。⑦前几年曾来北京大学讲学的美国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Spence)教授对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就是一例。史景迁教授从理论学术著作和虚构文学两方面探索了中国形象的西方的历史演变，从16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应罗马教皇要求撰写的《大中华帝国史》和法国作家拉伯雷、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等人笔下的中国形象起，一直探究到本世纪诸多西方作家，包括美国的庞德、法国的马尔罗、德国的卡夫卡、布莱希特，以及英国的卡内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等等一大批作家、诗人笔下对中国形象的描述，然而其最终关注的还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利用，关注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可见，形象学的研究也明显地向文化研究过渡，并成为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转型的征兆之一。这一现象在翻译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领域迅速扩大，且顺利地扩大到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以色列学者伊凡•佐哈尔(ltamarEvan一Zohar)提出并由他的同事托利(GideonToury)发展了的多元文化理论(PolysystemsTheory)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翻译在文化变动时期的作用。它感兴趣的是观察当一个文化处于统治地位自信十足时，翻译处于怎样的地位(受到忽视)，反之，当某一文化处于弱势时，翻译又是处于何种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视)。多元文化理论虽然也致力于探索对翻译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合适的框架，同时也努力揭示文学翻译的模式，但它无意对文学翻译作任何价值判断或作任何“指导”，而把翻译的结果视作一种既成事实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着重于探寻决定和影响翻译文本的各种因素。他们提出要重视对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环境给翻译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上。正是由于当今翻译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大，几乎涵盖一切跨文化的研究，于是传统上认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的观点受到质疑，前不久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明确提出，“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的时候了。”也正是有鉴于比较文学“淹没”在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中，这位学者才进一步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诸领域中的跨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性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视作它的有价值的分支。，，@这里，比较文学与翻译何主何从，也许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本体的失落，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面貌，并将危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外比较文学界的一些人士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化表示了疑惑和忧虑吧。

三、作为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

美国比较文学家勃洛克曾经说过，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但是，随着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向比较文化转化，这一“坚定的”“文学研究的设想”正在发生动摇，比较文学研究似乎正在演变成比较历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比较语言学研究，比较社会学研究……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针对这种情况(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情况显然早已有之)写道:“如果每进行一项有价值的研究，都得发表上20个由一些无能的意大利作者或俄国作者写的关于在巴塔哥尼亚或拉布拉德旅行的平庸的报道，这对于人们理解文学作品难道会有丝毫裨益吗?旅行笔记，甚至是写得最糟的旅行笔记都会引起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它们也引起我们当中那些关心思想运动的人们的兴趣。但是，我认为这种研究(我自己在这上面也花了多年心血)就其严格的意义上说，不是比较文学。至于说到一些法国人如何由于阅读了南北战争以来出版的戏剧文学作品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自己杜撰出免不了错误的关于美国的观念，或者，同样是这些法国人，通过阅读洛蒂的小说而获得了日本或土耳其的夸张了的形象，这些难道是文学问题吗?同样地，这些主要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关心的事情。，，⑨苏珊•巴斯奈特也指出:“70年代后期西方一批青年学子崛起，他们转向了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电影，传媒研究，文化研究，并把此作为最根本的选择，而放弃了比较文学，把它看作人类史前时代的恐龙。’，⑩我们国家最近也有学者撰文对比较文学在向比较文化发展过程中漫无边际地拓展比较文学的“疆界”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进一步模糊表示忧虑，他们提出:“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种种新理论流派的问世，‘文学’本身的定义也在无限地拓展，这样，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也就自然进入了比较文化漫无边际的领域，从最近两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论文题目看，许多学者感到，今天好象没有什么题目不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这样，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规定性就要丧失了……，巾对这种情况，更有人坦言:“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由于近年来注重文化研究而显得突出了，在几次国际会议期间都有人戏言比较文学成为‘玄学’事，所以比较文学一一理论性一一文化性一一文学性似乎也值得加以探讨一下了。记得芳贺彻教授提过这个问题，但国际上和我们国内都未予以重视。忽视文学本身的无限制地‘拓宽’和‘玄’化，泛理论和泛文化，是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歧路和自我消亡的危机呢?’柳当然，也有人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的这种变化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他们觉得:“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只能有两种结论，一是视为喧宾夺主，误入歧途，违背文学研究的规律和宗旨，赶不必要的时髦;另一结论则可视为抓住了当代人文研究的关键和主流。由于世纪末的文学研究正面临重大调整，适应科际整合的大趋势，文学研究的概念、范围和意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倾向于后一种结论。”⑩其实，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化”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地非此即彼。现在的问题恐怕是，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化在比较文学中的位置?艾金伯勒说:“在比较文学中我从未忘记有‘比较’，而人们往往忘记其中有‘文学’。’，⑩把艾金伯勒这句多年前说过的话征之于最近几次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中的论文，诸如“东西文化互根互构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论”、“多语问题与文化身份”，“美国的课堂与多元文化主义”、“教意大利廷臣西班牙语一一看两种文化的冲撞”，等等，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者不说是“忘记”了比较文学中的“文学”的话，至少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文学”。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比较文学学者从事文化领域的研究。

从根本上而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本来就是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独特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给比较文学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利于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的发展。事实上，有些文学现象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譬如，有人研究晚清翻译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形问题—西方小说中富有个性的坚毅女子如何在晚清翻译小说中变成了温柔抚媚的闺阁小姐。如果仅局限于原作与译作的文本，就只能在译作与原作的“忠”与“不忠”上做文章，但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而只有联系了晚清社会中对正面女性形象的“文化投射”或心理期待才可能把这一问题阐述得较为全面和清楚。、随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家会从事文化领域的研究，包括文化理论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相比，比较文学研究者由于其所受的训练和已经具备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知识装备，他们更宜于从事跨文化的研究，这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优势。但不无必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中有些研究是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我们指的是那些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的文化研究，即乐黛云教授所说的，“通过文学文本”对文化对话、文化误读甲等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像“60和70年代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从文学作品的对话到文化的对话:几点方法论的建议”等(也是最近几次国际会议上的论文)。但有些研究(如前述例子)显然越出了比较文学的范畴，进入文化研究的领域。这些研究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它们不是比较文学研究。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不要把文化研究(即使是比较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混淆起来，从而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进一步模糊和混乱。应该承认，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径渭分明的。比较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较文学归根结蒂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文学。比较文学离不开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以文学文本为依据的各种批评和阐述，离不开对文学现象的探讨和研究。比较文学中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淡化甚至“淹没”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同理，比较吹学学者对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主义”的研究，也应该是致力于指导和促进比较文学的研究，否则，它就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了。刘象愚教授说得好:“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已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强调文学本多卜中心的观点，即研究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文化的频繁交流、学科的不断交叉绝不应消灭民族文化和不同学科自身的本质特征，同样，比较文学的发展也绝不应消灭其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也应该是我们比较文学学者在面对目前危机和挑战时的基本立场。”呀旁我们以为，在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的今天，强调一下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体意识，强调一下比较文学研究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本立场，明确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区别，对于促进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比较文学事业，应该有此必要、也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