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的空间模型与防范机制

一、个体风险认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影响

(一)国内外对风险认知的研究

“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属于心理学范畴，但是关于它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决策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对风险认知的研究，心理学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风险概率估计、效用估计和决策过程的经验研究(Edwards，1961)，这一时期主要是发现了一系列人们对于不确定性世界的认知心理策略(Kahneman，SI-ovic和Tversky，l982)。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Slovic等人将个体的价值观、同伴、社会等因素纳入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有些专家如时勘、范红霞等，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风险认知、下岗职工再就业心理行为预测模型、证券市场股民风险认知特征的研究。时堪、范红霞、贾建民等人(2003)实证研究了我国民众对SARS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这些研究一方面为进一步分析危机事件中人的心理行为特征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为社会和政府正确快速的进行风险预警，妥善处理危机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学者(Knight，1921)对风险所作出的定义是，风险可表示为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即R=F(P，C)，其中R指的是风险程度，P指事件发生的概率，c指事件发生的后果。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对风险的分析必须包括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大小这两方面。风险总是与损失相联系的，Yates和Stone(1992)亦认为风险应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损失(Loss)、损失的重大性(Significance)、不确定性(Uncertainty)。Sitkin和Pablo(1992)认为风险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分析，即：结果的不确定性(OutcomeUncer-tainty)、结果的预期(OutcomeExpectations)、结果的可能性(OutcomePotentia1)。从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定义出发，我们认为，风险就是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小和其潜在损失的大小。

(二)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内涵

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Sitkin和Pablo(1992)将风险认知的定义为，决策者评估情境所包含的风险，包括决策者如何描述情境、对风险的可控制性和概率估计以及对估计的信心度。Slovic(1987)则认为，风险认知是人们主要依赖直觉的风险判断来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物。笔者认为，风险认知就是人们对风险特征和风险后果严重性的主观性判断，并且这种主观判断和实际的客观风险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偏差。Covello(1998)认为，风险沟通是指个体或群体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的过程。Covello(2003)研究表明，良好的风险沟通能有效利用沟通渠道，理性的传达信息，满足民众特定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有效的风险沟通，可助于降低民众的风险认知，更有利于危机事件的管理。

(三)个体风险认知对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前期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是对危机事件本身的特征、危机事件的识别和危机事件损失进行科学分析与定量评价，这一部分研究决定了应对危机的技术手段。后来，学者们把心理学的知识用来研究人类对风险危机事件的认知和危机事件中人的心理行为，这一部分研究主要是应对危机的非技术手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危机管理的研究，重点都是放在对危机事件的过程演化分析和原因分析、危机中的决策和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有效的危机管理同样也需要把握危机事件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才能即时采取各种预警措施，防范危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危机事件的风险认知大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认知偏差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导致极端行为，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处理。危机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我们可以定量统计，但是其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恐慌，我们很难估计，而这种给心理造成的影响，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危害更可怕，可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政权和制度。孙玉红(2004)强调了信息沟通对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少数人知道的危机不是危机，危机影响被传播开，风险被放大，社会中形成了恐慌，才是真正的危机。可见危机管理过程的管理人员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对危机的妥善处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风险认识的类型分析

(一)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和检验分析

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对风险事件的评价往往是凭自己的直觉或经验来感知风险，一般不会像专业人员那样使用科学的风险评估技术进行风险评价和分析，所以普通民众的风险认知往往存在着偏差。Slovic等人(1974)研究发现，直觉性偏差在自然危机管理过程中会导致严重的决策偏差和失误，不利于危机的管理。群体性突发事件下，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这些偏差主要包括易得性直觉偏差和代表性直觉偏差。这些偏差使得个体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有不同的表现。“易得性直觉偏差”是指人们通常参照记忆中存在的一些事例来判断一种事件出现的频次或事件发生的概率，由于受内外等因素的影响，对易得性和直觉的依赖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预测偏差。相关研究文献指出，影响易得性直觉偏差的因素主要有：媒体的报道情况、个体的想象和联想能力等。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个体风险认知受媒体影响较大

在群体性突发事发生时，除了部分参与者，其他民众对事件的了解大都是通过媒体报道获得的。因此媒体对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报道的频率和分析深度的不同，对人们主观认知的影响也不同，进而影响群众对事件的判断。无论媒体发布的事件信息是否准确到位，只要此类信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介上就容易让人们误认为此信息是重要和准确的，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例如，媒体频繁报道交通事故，就会使人们主观认知上倾向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多于糖尿病导致的死亡人数。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74)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群众的直觉判断与事实统计结果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为了避免易得性偏差，国家一定要重视对媒体的管理和相关法规的完善。

2．想象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当人们脑海里没有对风险事件的任何记忆，往往想象这类风险事件的危险程度，从而对其产生不同的风险认知，不同的风险认知又会使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如果这种风险活动的不利后果人们想象不到，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冒险去做。而事实上，可想象性越大并不能说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Carroll(1978)、Sherman(1985)、Gregory(1982)等多位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笔者做了一项随机调查来证实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该项调查有效样本数为92，调查的内容是市民对交通事故和糖尿病两者导致的死亡率认知。其中，有60．04％的市民认为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高于糖尿病率更高，并承认对交通事故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的报道，下列具体结果。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受媒体对交通事故的报道影响，市民对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事件更为关注。当将交通事故和糖尿病两者进行比较时，市民认知中对交通事故所具有的风险要大于对糖尿病的风险，进而表现出市民会加强避免交通事故的风险，相对地对糖尿病的风险防范意识较差些。

(二)代表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和检验分析

代表性直觉偏差在前景理论中被描述为：人们通常依据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来判断一种事件或一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如事件A来自于过程B，或者过程B会产生事件A的可能性。由于相似度因素的影响，对代表性的依赖往会导致严重的认知偏差。

1．代表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通常对风险事件描述的越具体，人们会误认为越容易发生。前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对风险事件具体细节描述的越详细，就可能越接近人们心中的预期和想象于是叭们会倾向于认为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比如，对我国某地区因公共事业，征用群众住宅区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如果只是一般性描述：“某市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可能会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_’；另外一种增加细节的描述：“某市政府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只有在与群众利益补偿没有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才可能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大多数人会认为后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通过概率理论的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是一个联合事件，前者是一个独立事件，所以后者的概率一定不会超过前者的概率。Tversky和．Khanemann(1983)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的“结合谬论”就是这种现象。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代表性直觉还会导致人们承认“赌徒谬论”(gamblerfallacy)，即人们在输了多次之后，会倾向于认为下次是赢的可能性很大。

2．代表性直觉偏差的检验分析

针对代表性直觉偏差，笔者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成都市市民，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2份。问卷结果表明，在对待成都市政府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问题上，有绝大部分市民认为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是有条件的，即双方未达成一致。实验表明，因为b事件的发生比较符合人们心中的想象，就误以为b事件发生的概率更大，所以选b的比例是73．91％。这结果显然违反了概率的基本原则，但代表性直觉偏差在风险事件下是存在的。

(三)突发事件中个体风险认知的框架效应表现与检验分析

1．突发事件中个体风险认知的框架效应的表现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在突发事件中存在公众认知的框架效应他们认为“政府在信息发布的时候，从正面宣传和从负面宣传，对公众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不宜过多地在特殊情况下，对负性信息进行过分的强化。比如SARS期间一家报纸在发布当天死亡人数和出院人数的信息时，把死亡人数的字突出放得很大，把治愈人的数字做得很小，这样就强化了负性信息，效果当然不一样。因此，新闻记者也需要学习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2．框架效应的检验为了检验框架效应的存在，我们发放问卷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分析，实验结果可见，对同一个突发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在描述突发事件时，以正面的方式描述事情，方案A确定有300人获救，也就是有了确定的收益时，人们往往采取风险规避行为，所以选A的人数较多，所占比例为56．52％。而如果从死亡的角度来描述处理事情的方案，面对风险损失时，人们又偏向于风险偏爱，所以在另一方案A中确定有400人死亡，人们又偏向于选B。可见，媒体和政府向公众告知突发事件方面的信息时，在描述时要讲究艺术性，预防引起公众过激的行为反应，这是风险沟通的重要技巧。

三、个体风险认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一)个体风险认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前后的影响

个体风险认知的高与低对突发事件的影响比较大。若事前个体风险认知较高，有利于及时预料突发事件的发生和降低突发灾害的损失。若事中或是事后个体风险认知较高，造成个体心里恐慌，使个体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极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例如，2003年国内出现的疯抢大蒜和板蓝根事件，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也基本是如此。

1．事前个体风险认知高低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事前个体风险认知较高的话，会对群体性事件较为敏感，可能会及时反馈给社区或是政府相关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就可能有效地减少和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大多群体性事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事件，其中有的是因某些相关部门漠视公众的感受、利益和要求，而国家利益与政策又会被少数部门所歪曲，导致了公众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如近年来，常因少数城建拆迁而出现的“自焚”事件，危害极其严重，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形象。

2．事中事后个体风险认知高低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事中事后个体风险认知出现偏差或是较高，会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更加恶化，处理起来更加困难。所以事中或事后政府常通过危机预警和风险沟通机制来降低风险认知，使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更快恢复，让事件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如2008年6月的贵州瓮安事件，因政府相关部门不及时处理和公开事件，导致信息不对称，小道消息和谣言四起，导致了民众的心理不安和愤怒，所以就出现了群众围攻政府办公楼的事件，直接的是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间接的是政府失去了在民众中的信任，长期下去，对我们执政党的危害不堪设想。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下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外部影响因素

1．政府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1)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态度和行为。政府作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管理主体，其对事件的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直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和心理行为。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政府的反应要快速及时，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以人为本，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群众满意。如果处理的漂亮，就能及时就可能把危机事件化为政府在民众心中树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若漠视群众利益和公众的知情权，办事拖拉没有及时化解矛盾和纠葛，就会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加剧个体的风险感知，就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心理，从众心理也会更加明显。

(2)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面临危机事件时，公众和个体往往会对政府有许多期待，他们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危机事件的具体情况，需要获得事件的相关信息和自身是否安全等等，这时个体的风险认知与对政府的信任就存在很大关系。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公众风险认知的关系，孙玉红(2004)研究表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恐惧程度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存在反比关系，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公众的恐惧和惊慌程度就越低，事件的恐惧感会减少。

(3)领导人风格对人们风险认知的影响。政府领导人的风格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战胜危机的信心也会产生影响。通常在人们遇到危机事件时，会产生恐惧和孤单无助，群众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他们，帮他们决策，告诉他们事情可以控制。所以，危机条件下，需要果断坚强、发号施令、喜欢指挥的领导风格，这样的领导风格可直接影响公众情绪，提高他们战胜危机的勇气。在危机事件下，当人们知道有人在认真负责处理此事，政府领导能与他们一起战胜危机，可降低人们心中的恐惧感。

2．媒体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和报道频率会影响到个体的风险认知。作为信息过滤器的媒体，按照其媒体行业规则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公开报道某些社会事件。由于媒体的传播扩散作用，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失真和变形，使得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产生放大作用。媒体对事件的客观、正确报道，能有效降低个体的风险认知，稳定民心。相反，若媒体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过分夸大，恶意歪曲报道，容易使人心生恐慌和产生非理性的情绪。

3．群体行为对个体的影响群体效应对个体的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还未形成稳定的社会价值观，人们有时思想会产生混乱，个体特别容易受他人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由于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有很多不确定性，从众效应明显，过度依赖媒体或是其他多数人的行为，而不是依据自己个人的判断。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群体事件的参与者易冲动、急躁、缺乏判断力、轻信他人等行为，同时部分人还存在人多势众、责不罚众的心理。

四、风险认知模型的构架与风险认知的防范

(一)风险认知的高低空间模型

根据Slovic等人(1987)提出的预测风险认知模型，我们建立了个体风险认知空间模型，风险事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个体风险认知的高低。风险认知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个体对具体风险事件的认知程度，当一个危机风险事件特征越处于图2右边和上边时，也就是个体对风险事件的未知风险和恐惧风险都很大，这个时候个体对此风险事件的风险认知越大，相反，当一个危机风险事件的特征处于图2左下方，个体风险认知越小。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下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

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风险沟通，有助于降低民众对危机的风险认知。风险沟通指个体或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相互作用的过程(Covello，1988)。DouglasPowell(1996)把风险沟通的信息分成两部分，即风险事件自身的信息和降低风险采取措施的信息。我们认为，在分析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风险认知因素时，可将信息分为：(1)与群体性突发事件自身相关的信息。如突发事件造成的死亡、失踪的数量冲突的原因、警力出动情况、事件的可控性、网上的舆论情况、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情况等。(2)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信息，如政府高层参与突发事件的现场指挥、政府的态度和承诺、城市联动网络防范情况。(3)风险认识的个体自身因素，如个体对事件的熟悉性、个人的经历、个体的价值观、性格、群性效应等。同时，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建立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

(三)风险认知沟通的方式

在危机管理中，风险沟通对民众的风险认知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能有效利用沟通渠道，理性传达信息，满足民众特定的心理需求(Covello，2003)。根据前面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通过控制以下几个因素，调节个体风险认知，以更利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

1．政府针对风险认知的预警机制

在针对风险认知所带来的群发事件中，政府若漠视群众利益和公众的知情权，就会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加剧个体的风险感知，使民众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心理，从众心理也会更加明显，同情弱者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心理加剧，使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更加棘手，严重的还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侣因此，政府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除反应要快速及时外，还要以人为本，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群众满意，制定好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备案，努力化解纠纷与矛盾，才能及时把群发事件的危机事件转化为政府在民众心中树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

2．媒体针对风险认识的防范措施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和报道频率会影响到个体的风险认知。通过前面个体风险认知偏差受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分析可见，媒体对事件的客观、准确的报道，能有效降低个体的风险认知，稳定民心。相反，如果某些媒体，特别是政府难于控制的网络媒体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过分夸大，甚至歪曲报道，往往会强化个体的非理性心态，增加了政府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处理难度。因此，坚持公正、公开报道的同时，注重引导公众向正确、社会安全团结的方向倾斜来降低风险认知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3．影响民众自身风险认知的减弱方式

个体自身因素是最难以控制的因素(如个体的价值观、性格和个体的经历)，也是对个体风险认知影响比较重要的因素。个体自身经历和对事件的熟悉性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若政府不能有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这类事件发生频率会增大，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下降，因为多数此类事件，给个体心理留下类似“不闹不解决，闹的越大，解决的越快”的认知，这种I、S"理认知会更加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我们只能通过影响个体自身的因素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如个体无主见，容易受群体和媒体报道的影响，我们通过引导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

4．以民为本，建立公信政府是破解群发事件的根本

坚持与贯彻以民为本的方针，是化解认知风险、防范群发事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群体效应对个体的影响也比较明显，目前从众心理现象常见，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易冲动、急躁、缺乏判断力、轻信他人等，还存在人多势众、责不罚众的心理，若政府不以民为本，及时处理或是处理不当，必然会引发纵火、自焚、打砸抢等极端行为的产生。所以，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加强对民众的理性教育，做好民众的思想工作，通过控制和调节个体风险认知的这些影响因素，才能很好地预防和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政府也能把这样的危机事件化为树立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机遇。我们相信只要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出发就能破解风险认知的危害程度，只要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努力，构建有效完整的突发事件管理系统及时处置突发事件，就能使社会更加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