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公共管理
中国城市化浪潮中，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新市民1已经是一个既定的社会事实。关于新市民城市生存状态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劳资对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为指导，强调新市民在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框架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沈原，2006）。更多的研究者超越了阶级范畴，周明宝（2004）从社会身份认同的角度，探讨青年新市民如何主动吸纳城市文化，实现自觉地内化。余晓敏等（2008）研究了打工妹如何通过消费来改变自己的外表，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他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上述研究展现了新市民如何在城市里通过各种自我抗争的方式来实现身份建构，从而获得一种即便是表面化的市民身份。从新市民融入城市的过程来看，身份建构仅是初级阶段，紧随其后的则是社会生活的重建。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其原有的社会生活近乎被瓦解。本研究旨在通过描述新市民社会生活状况，探讨新市民社会生活的重建路径。
一、个案观察———基于底层生态视角
在社会学研究中，底层生态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更是一个社会结构范畴，从生存生态视角来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的秩序建构，关系到如何理解新市民的生存状况、日常生活情境，也关系到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问题（潘泽泉，2008）。生存生态为理解新市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可以从新市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或空间秩序出发，来思考这种空间的社会生态。本文首先主要根据新市民城市社区空间分布类型来探讨新市民社会生活差异。从新市民在城市社区的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住在集体宿舍的工人。他们住在工地的工棚或者工厂的集体宿舍，从事单调、机械、低端的体力劳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严格意义上，这类产业工人是否可以被称之为“新市民”仍值得商榷。
个案1：Z，男，24岁，TY市某建筑工地工人。初中毕业后，Z跟本村一个包工头从农村老家到省城TY打工。几年来，Z一直从事建筑工作，虽然工地挪了又挪，工友换了又换，但他一直住在工地提供的集体宿舍。
“我每天干完活，就在宿舍和人（工友）打牌，到小卖部看电视，有时候也去逛逛，尤其到快回家的时候，就到市场给家里人买衣服什么的……我就想尽快攒够钱，光彩礼就得4万。我这还是少的，我们那边好多都上5万了。我现在攒了有2万……结了婚，可能还会出来打工，可能呆在老家，说不上……”
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任焰、潘毅，2006）。以Z为代表的这部分新市民，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增加经济收入的目的，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只身来到城市打工。因此，他们长期体会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由于居住在集体宿舍，也决定了其生活的集体性特征。在消费、闲暇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等方面与普通市民差异巨大，更多保留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特征。因此，不仅普通市民缺乏对他们的市民身份的认同，连他们自己都缺乏自我认同。于他们而言，城市只不过是个暂时居留的场所。总体来看，他们处于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或者社会生活被严重弱化”的状态。
第二类为居住在城中村的新市民。“城中村”作为现代都市低租金社区，是外来移民主要的落脚点，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
个案2：C，男，56岁，LF市某街头水果摊摊主。十年前，C的儿子考到LF一中，夫妻二人到该市打工为儿子攒学费。
“我收过废品、卖过煤球，后来一直摆这个水果摊。孩子念完高中，又到南京上大学，现在准备买房子了，房子几十万，我们老俩口能出多少就出多少吧……我们一直住在西关，老家的地给了亲戚种，好几年都不种地了，也没什么报酬，回去拿点杂粮……以后我们老俩口也到南京去，儿媳妇合不来的话，再回来，不想再回老家。出来这么多年，回去不习惯……”
C为第二类新市民的典型。从居住模式看，他们多为举家搬迁，将家庭生活的全部或部分从农村移植到城市；从消费模式看，消费的功能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而扩大到整个家庭。尽管可能仍处于城市消费的底端，但或多或少已具备城市消费的特征；从社会交往看，住在城中村的新市民可能仍与地缘关系为主，但是由于居住在较为正式的城市社区中，使这类新市民与城市街道、居委会和普通市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融入程度远远高于第一类新市民。总之，城中村的新市民虽然处于弱势和被边缘化的状态，但是其社会生活具备一定的城市形态。
第三类为居住在商品房小区中的新市民。他们多为新市民中的“精英”，但是其比例很小。从住房来源看，居住在商品房小区中的新市民又可分为租房群体和购房群体。
个案3：W，32岁，初中毕业后到JZ市打工，拉过家具，做过澡堂的搓澡工，后经澡堂老板介绍到JZ市某电缆厂打工至今。
“我2007年买的房子，当时也是被逼无奈。我四年前跟我老婆认识的，当时她在理发店打工。我们就谈恋爱，她爸不同意，我毕竟大了人家好几岁。要结婚也可以，必须买下房子。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狠了狠心，借了钱，8万块买了这套二手房，50平米……买了房子当初很困难，现在好些了，我在电缆厂一个月一千五多元，老婆在药厂打工一个月工资近两千元，小孩也三岁了，我们全家的户口也都转成非农业……”
周敏和林闽钢（2004）通过对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的研究发现，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新移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因此，一定的人力资本也是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基础。以W为代表的第三类新市民，与前两类相比，在社会生活方面具有最明显的城市特征。在经济收入、消费结构、社会资本等方面甚至优于部分普通市民，尤其是一些城市贫困家庭。在社会融入方面，虽然他们仍然可能面临心理融入的问题，但在经济层面和生活层面已基本融入到城市当中。W虽然是在家庭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城市化选择，但至少经过最初的阵痛，彻底摆脱了农民身份，突破户籍制度的根本限制，真正成为城市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