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敌的生态批评

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学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文艺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识，但这种批评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格洛特费尔特在她为《生态批评文摘》所写的导论《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里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定义：“简明扼要地讲，生态批评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对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以大地为中心的态度。”［１］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是对传统文学研究中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反拨，它强调以‘大地主义’而不是以‘人道主义’为中心”［２］。“大地主义”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象化表述，意指人类应该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以平等和友伴的态度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为了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物欲，任意掠夺、破坏自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最终回归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伊甸乐园。这种批评旨在以文学的影响力加强人类生存危机意识，促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既体现了文学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密切关注和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更体现出文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深层意蕴，其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思考的是，“大地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指向究竟是什么？其主体究竟何指？“生态中心主义”把“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批判的对象，而产生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对神本主义的反叛而不是对自然的背离，人的对立面是控制人的神而非自然；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典范的伊甸园，其主宰者也并非飞禽走兽、草木花果，而是人与自然共同的造物主亚卫（耶和华），而神显然不可能成为生态批评的核心主体。所以，说到底，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是人的物质欲望恶性膨胀后，人背离了其内在自然和本真状态，失去了其自然本性而产生的连锁危机，是人的种种失衡中的一个分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还是要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生态中心主义的主体依然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也应建立在对人自身体系的考察之上。生态批评的深层内涵首先应该是检视人与其内在自然之间的关系。

作为易卜生代表作之一的《人民公敌》（１８８２）揭示的是在对大自然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怀有私心的各色人等表现出来的种种丑陋世相，讲述的是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在捍卫人的自然本性、呼唤回归人的内在自然诸如正直、良知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引子，人对其自然本性的背离才是问题的实质，人心的沦丧导致了他们与社会、自然关系的扭曲，人对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作者始终不易的追求。思想巨子易卜生终身努力的目标无非是对被染污的人的精神生态的维护和修复。

一、生态批评的核心问题是人必须回归其自然本性

在生态批评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被当作生态危机的价值论源头而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批判一直回溯到古希腊时代，甚至追踪到创世神话中以人为世界中心的思想。这种反思是深刻而彻底的。然而，在这股批判大潮中，许多概念仍需要仔细辨析和认真厘清。

希伯来创世神话中人被放在最后一天创造出来，并让他成为万物的主宰，人作为世界中心的位置得到确立。但这种中心不是指向人的权力，而是指向他的潜质和责任。意大利哲学家皮科•德拉•米朗多拉在《论人的价值》（１４８９）中写到：“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他认识这一大千世界的规律，学会热爱这一大千世界的美，赞叹它的瑰丽壮阔。造物主对亚当说：‘我不把你束缚在一个限定的地方，不强制你必须从事规定的事业，不用必然性捆住你的手脚，目的是让你根据自己的心愿去选择自己乐意的地方、事业和目标，并支配一切。其余生物都具有狭隘的天性，因此自身内部就受到我所确立的那些规律的限制，只有你一个不为任何狭隘的范围所钳制，可以在我交到你手里的那一自然界中随心所欲地立标定界。我把你创造成不是天上的生物，又不是纯粹地上的生物，不是必须死的生物，又不是不朽的生物，目的是使你超越束缚，自身成为创造者，亲手塑就自己最终的形象。你有可能沦入动物界，但也有可能仅靠你内心的意志升华为神一般的生物’。”［３］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人有高于其他生物的特性；第二，人有能力理解上帝创造万物的意图，他是这种创造的见证者和赞美者，而并非对万物予取予夺的特权者；第三，人具有二重性，神性和动物性，当人不断超越自我、更新自我时，神性的一面就会得以张扬，从而无限趋近于永恒；反之，人则会丧失作为人的特点，成为只有物质生命的速朽的生物。“人”的内涵是替天行道的使者，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人与天、地并称为“天、地、人”三才内涵是一致的。人能否与天地同列，不是看他拥有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具备了与天地相同的开阔胸襟、高远境界和浩然正气。

古希腊哲学中首先关注人类自我的是公元前５世纪的智者学派，其代表人物普罗塔戈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再次肯定人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且赋予人的一切需求以合理性。这种说法听来很令人振奋，但由于没有对人性的构成进行分析和辨别，所指含混、芜杂从而可能成为人的动物性一面泛滥横行的理论依凭。苏格拉底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命题的漏洞，鲜明地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明确指出并非人的一切需求都可以成为自然的尺度，而只有道德与善的需求才值得肯定和倡导，只有利己同时利他的需求才具有合理性，德行是众善之首。有了这种限定，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又把人的本真状态定义在理性许可的范围内。

由此可知，希伯来神话和希腊哲学一开始就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意味着责任和使命而非特权。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世，尤其是文艺复兴时代，急于摆脱被经院哲学和教会长期奴役的人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得到空前释放的同时，理性也成为人的意志不受控制、任意肆虐的借口，放大了作为大地之子的人的傲慢。尽量多的获取、占有，恣意随顺本能需求等纵欲行为被误当作解放的标志，妄自尊大、唯我独尊的思想，科学的发现、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忽略了其他生命的存在，成为今天人类欲望无限膨胀的滥觞，其负面影响随着社会进程的推进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