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的译写策略

严复是我国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一位杰出代表。严复的译作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西方先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影响了好几代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同时还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正如严复适应和选择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他的翻译活生生地诠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规律。综观严复翻译的１１部译作，他所采用的一个典型翻译策略就是广泛采用译写。“译写”，是翻译与写作适当、灵活结合的一种翻译手段。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中适应选择论角度解读严复的译写翻译策略，笔者认为译写策略正是严复译作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严复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多维度的适应与选择

严复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清廷日衰，救存图强迫在眉睫，引介西方先进思想被认为是救国良策。然而晚清社会封建保守的主流意识尚呈高压态势。在此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严复对翻译策略进行了多维度的选择和适应，使之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从而使译本“求存生效”。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讲，严复的译写现象反映了以下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１．译者对自身需要的适应与选择

严复是晚清爱国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与鼓吹者。１８９５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大声疾呼，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学，提倡资产阶级民权和新学，提出了著名的启蒙主义的救国纲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１］另外严复满腹才学，一心想报效祖国，但一直未得到重用，于是严复只能另觅他路来抒发情志。学贯中西的严复深知欲救国要新一国之思想、文化，于是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图强的真理。早年留学英国也为他深度认知西方文化精神提供了直接机会。与此同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全面覆败也增强了严复译介西书的决心。严复自身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翻译西书，引进西方文化不仅正好契合了当时社会的特殊需要，而且也为他展现自己的文才提供了有利途径。他曾说：“所愿者，多成几册译书，使同族者知彼族所为何事，有所鉴观焉耳。”［２］有人曾问严复为何不自己著书，严复笑而不语，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译书中，综观严复所译十一部书，除了《群己权界论》没有通过加按语等形式抒发自己的见解，其他无一例外都通过译写策略阐释了严复本人的见解，尤其是《天演论》最为突出，严复借他人之口抒发自己的见解效果要比专门著书好得多。难怪鲁迅曾说严复自己“做”了一部天演论，严复的曾侄孙严诚先生指出，“三老公（严复）的书从最终目的看，译文是为按语和序言服务的。”［３］由此可见，严复的译写是抒发自已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意识，从而开启民智，匡扶社稷。

２．译者对自身能力的适应与选择

严复自幼聪慧，词采富逸，他倾向于走仕途求功名的老路，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观。他心仪唐代以前的古雅汉语，无论字法句法方面，还是文体方面都加以效仿。严复的这种语言观决定了他在生产翻译话语时所采取的语言策略。他的译作和著作基本上都是用文雅的文言文完成的。严复用文言文翻译英文著作，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适应和选择，同时也是对目标读者士大夫阶层的适应和选择。严复在船政学堂读书期间，学了英文、几何、代数、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航海学等新学科知识。后被派往英国留学，留学期间，广泛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因此严复广泛接受西方新学科教育，思想开明，眼界开阔，不仅了解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差异巨大，而且对英汉两种语言的使用游刃有余，具有翻译西书得天独厚的条件。

３．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晚清时期，历经甲午海战和公车上书的失败使很多进步人士惊醒到文化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推广西学的方法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开民智以求救国。如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就提到“．．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摈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４］严复的译本是精心选择的，他学的虽然是航海等科技知识，但是他翻译的文本不是科技书籍，而都是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作品，这说明他深刻知道社会的进步不在乎“器物技艺”而在于思想意识，这正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严复的成功首先在于他能把自身的诉求与时代的需要紧密结合，广译西书抒发自己政治思想见解，以求“译有所为”。（胡庚申语）

其次，严复把目标语读者锁定为士大夫。当时的士大夫群体构成了主流知识分子阶层，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积弱的现状，严复认定士大夫是要“开民智”的第一批对象。然而，士大夫们多对西方文化思想有抵触心理，认为华夏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对西方文化思想嗤之以鼻，再加上以往翻译作品的质量不高，导致士大夫们认为西方文化无可学之处，因此，为了译文被目标语读者接受，严复采用古雅文体，特别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译文中尽量会通中西，找出中华文化原典中能对应的词汇，加入许多中国先哲的箴言，采用换例等策略加入耳熟能详的事例，尽量适应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使得译本得以生存。

再次，晚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守落后，且呈高压态势，如果严复采用直译策略，原原本本的介绍西方学说，那后果只能是被禁言，也就难以实现严复开民智、新民德的初衷。再加上严复有《辟韩》一文得罪张之洞的前车之鉴，深刻体会淡化极端观点和词句的重要，这就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很大程度上采用译写，试图不要冒犯主流意识，让译本得以流通。

最后，严复是自动自发进行译书的，根据勒菲弗尔德操纵论，委托者和译者都是严复一人，因此严复对原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绝对的操纵权。严复翻译的目的性极强，为了达到目的，他会想尽办法“逼原作就范”，而这个办法就是进行译写。当原作能达到他启民智的目的时，他会比较忠实于原作，当原作不能帮他实现其目的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原文施暴”（韦努蒂语），加以改造使之实现本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