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古代文学论文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说：“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这个所谓的“音乐文学”就是“代胜”（即“一代之所胜”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之诗歌，潇涤非先生说：“一种声调（音乐）之改变，恒足以影响诗歌之全部。”即是说音乐的代胜促成了音乐文学（即诗歌）的代胜。鄢化志先生补充道：“既云影响诗歌之全部，则不惟形式，内容之改变自然亦在其中。”虽然诗与乐之孰“本”孰“用”（诗乐本用之争）尚有争议，然诗乐互补，携手并进共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诗乐一家，源远流长。古人言之不足，故嗟叹（诗）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为什么呢？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为何仁声之入人深于人言？《乐记》答曰：“凡音者，生人心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于是，自然有声入人深于言入人。即如巴尔扎克所说：“音乐易打动人心。”恐怕谁都有过被音乐叩响心扉的经验。一曲在耳，或轻灵、或沉郁、或欢欣、或悲怆，但凡有情有心者即能有所感悟，有所体会。而乐感之敏锐、心灵之纤巧者，则更易于旋律中如见高山、如闻流水、如临瀚海碧波、如当大漠风沙。音乐史家罗曼•罗兰说：“音乐如果能假文字则更易打动人心，曲而有词往往比空灵幽独的乐曲更易为人理解，从而深入人心。”而诗歌之动人心处，恰在于其与乐音声相和！《乐府》篇释诗歌说：“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声来被辞。”《毛诗•郑风•青衿》说：“古者教诗以乐，颂之，歌之，弦之，舞之。”钟嵘《诗品》说：“古之诗颂，皆被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刘勰《文心雕龙》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由此得见，诗乐委实是一路携手，相濡以沫。为什么会如此？鄢化志先生说：“就表现功能而言，语言长于描述形象事物及拿捏理性思维，音乐则长于传达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发自心灵深处的情感。”于是，诗乐双剑合壁，自然能响浃肌骨，发人内自省。王灼《碧鸡漫志》说“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殆源出于此。
一、诗、骚、乐府、唐诗与音乐
纵观中国音乐史实不鲜见“涵养其心，乐助诗者为多”（《乐记》）之理，民族音乐从雅乐（先秦时期）、清乐（秦汉三国两晋时期）、燕乐（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俗乐（元明清时期），一路走来，衣被诗辞，首屈之功，诚不可没。无论是雅乐时代的“三代之时，以声依咏，以律和声，乐乃为诗而作”（《文献通考》）的余韵无歇，“诗三五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的“洋洋乎盈于耳”（《论语》）。乃至南方根植于湘沅神秘巫音从而产生丰富想象力的《楚辞》，“第一等好处在他的音乐，第二在他所和的乐，第三在他演唱的姿势，最后才是他的文词”（谢无量《楚辞新论》）。还是清乐时代的“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而有匹夫庶妇，呕吟土风，知识分子诗唱“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汉书•艺文志》），及至“御军三十余年”的魏武帝也“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无不是诗乐相和。而音乐之雅乐而清乐地演进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诗之四言而五言地发展。众所周知，雅乐是比于国风而成，清乐是吴声、西曲在相和歌（相和歌乃汉民歌承国风，楚声而来）之基础上兴起。相较而言，清乐比雅乐更丰繁，自然要求有与之适应的诗体与之齐头并进，钟嵘《诗品•序》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也”。于是，汉乐府以降终于五言腾踊，流行传唱起来。游本《中国文学史》说“至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成为我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而唐代音乐文学唐诗的春秋鼎盛，又恰在燕乐的丰满，成熟。燕乐是中土音乐兼收并蓄北朝、隋以来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印度、朝鲜等外国音乐，合发展而来的汉魏晋之清商乐，熔一炉而成。王凤山先生说：“音乐为诗歌插上飞翔的翅膀，诗歌为音乐注入鲜活的灵魂，使诗与乐共同发展。”唐诗的空前正印证了斯言。唐诗合乐而歌绝非虚言，《全唐诗附录》中说：“唐人乐府用律绝等，杂和声歌之。”王骥德《曲律•三十九》云：“唐人绝句，唐之曲也。”王世懋《艺圃撷余•论诗》说：“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致，其声可歌。”汪师涵《诗学纂闻》中说：“七言律诗，即乐府也。”王圻《诗文献通考论歌曲》云：“凡七言近体皆可歌。”［1］这不过是文献史料，说理略显干瘪苍白，从唐人诗歌中管窥一斑则生动得多。刘禹锡《竹枝词》的“人来人去唱歌行（歌行体诗）”；白居易《杨柳词》的“《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若缘辞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歌行体诗）”等等，不胜枚举。［2］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王维之《渭城曲》（即：《送元二使安西》），以其清丽真挚的芳萋动人被作为送别之曲广为传唱，又经乐工手成《阳关曲》（而或称《阳关三叠》）余韵至而今。其实，诗乐合而双馨在唐诗家的逸事中也可窥见二三：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旗亭画壁”的风雅已令人叹为观止；而王摩诘抚琵琶，唱自己的诗作打动权贵而高中头名更是令人心慕不已；最是让人拍案称奇“我是胡家儿，不解汉儿歌”的偏北之地竟然也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李忱）之壮景。
妙哉，妙哉！乐为诗传添双翼。其实，唐诗家还要么也通音律，与李龟年，刘采春等乐家过从甚密；要么本身就是大音乐家，如常建善弹筝、王维善琵琶（曾官大乐丞）、李白游历挟古筝行，等等，而白居易更是“本性好丝竹，趁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的音乐鉴赏评论家，他的诗中乐音响不断（如《琵琶行》）。而诗家为了自己的诗文广传四海，不惜冥思苦想，字斟句酌，“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国音乐史•概述》就提到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的广度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唐诗家精益求精地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使诗人与乐、诗歌与乐的鱼水情深不仅体现在唐诗本身极具音乐性，节奏感，从而平仄错落，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而且，在音乐的羽翼下，诗举足千里，韵游天外，真正做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