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当代文学论文
“家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涉及爱情、婚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每时每刻它都在发生变化,要全面更新、涅磐、异变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五四的大冲击是令人震撼的,那是一个怀疑一切又颠覆一切的时代,是一个暴躁凌厉的时代,但激情过尽终归平静,呐喊之后必是彷徨,承传也好,异变也罢,这两种存在是谁也离不开谁,相依相伴的,没有了“爱恨交织”,没有了“两难选择”,后果又能有什么意义,一切精彩尽在过程之中,尽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存在之中,因此,我们不可以任加褒贬,只能写出当时的事实存在,警醒读者去领悟、思辨、认知。
一、自由恋爱的婚姻观与夫唱妇随的伦理观的“爱恨交织”
五四是一个鼓吹自由、民主、博爱的时代,一个青春与个性张扬的时代,五四新文化的矛头是直指传统旧文化、旧道德的,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提倡妇女解放与婚姻自主。这一旋律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缓缓进行,这一主题也为众多作家所青睐。
胡适先生的剧本《终身大事》较早提出了婚姻自主的命题,主人公田亚梅是时代的新女性,她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勇气颇佳,虽然这个剧本多少有点理想化,但并未影响作者挚直单纯的思想表达,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开拓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中吉先生和余小姐处于新旧交替的环境中,但他们已流露出对于婚姻的自由追求的思想。吉先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找到所爱,余小姐也喜欢上了吉先生,虽然他们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达出来,但是这一切都是符合彼情彼景的。冯沅君的《旅行》中写到:“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1]
这篇作品描写了两位热恋的青年外出旅行梦一般的十天甜蜜生活,最成功之处在于旅行中爱的矛盾心理的刻画与表达,从而反映了“五四”青年反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大胆追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小说以简洁清隽的文笔,细腻动人地展现了他们“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矛盾心理。这一主题不仅仅表现在小知识分子身上,在革命作家与农民作家的笔下也有表现。左翼革命文学青年柔石在他的小说《二月》中写到:“你知道密司脱钱很想娶我底妹妹,当初母亲大有满意的样子。我因为妹妹终身的事情,任妹妹自己做主,我不加入意见。”[2]
言语中流露出作者的婚姻自主的思想。解放区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表明婚姻自主的思想也渗到了农民的观念之中,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代替,虽不是全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说讲述了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小芹与小二黑在传统势力的斗争中完成了自由恋爱,实现了婚姻自主。
在整个现代文学史的长河中贯穿了自由恋爱的婚姻观,但是结婚之后的青年们怎样看待夫妻关系,如何处理夫妻矛盾又成为一些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作家们也不惜笔墨反映了这些问题。
冰心的《两个家庭》开头与结尾有李博士的关于“家庭的幸福与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3]的讲话。那么冰心理想中的幸福与不幸家庭的定位是怎样的呢?三哥与亚茜的家庭应该是理想的。冰心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这个家庭的:我道:“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子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垒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3]这是一个夫唱妇随的家庭,有着更多的传统家庭的因袭与承继,亚茜会教育孩子,会辅助丈夫,是一个贤内助,这便是冰心幸福的家庭的界定,像孟光和梁鸿一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再来看陈先生的家庭:陈先生冷笑道:“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零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3]无奈陈先生最后酗酒得肺病死掉了,他的才华与胆识因家庭的不和谐随风而去。从这两个家庭的鲜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冰心女士是这样看待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的:她尊重女性,但不是女权者,她认为女性应永远像大地之母一样紧紧地将男性拴在大地之上,如若不然只能家破人亡,如陈先生那个不幸的家庭一样。在这里,我看到更多的是传统家庭伦理观的因子,仿佛眼前有这样一幅素描:一个古装的女子站在自己的丈夫身旁给他裁纸研墨,那丈夫在宣纸上用毛笔临着字,好一幅人间至爱之景!夫妻间的关系如此,夫妻间矛盾的调和也便可知一二,做妻子的必须对丈夫服服帖帖,这是不争得天理,即使二人并不和谐,离婚这个字眼是万万说不得的。老舍在《离婚》中写道:“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4]他还写道:“至于自由结婚,哼,和离婚是一件事情的两端———根本没有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联———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4]老舍幽默诙谐的笔调传达出的是对旧中国儿女传统心态的批判,但也真实地表达出国人的传统心态不是朝夕之间即可改变的事。自由结婚和离婚在青年们眼中并不新奇,但在老式市民心目中却好比雷池,老舍写道:“离婚?”吴太太似乎没想到过,“你是什么话呀,李先生?这还不够丢人的,再闹离婚?”[4]青年女子丧夫后的改嫁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从一而终的贞节牌坊还是深入人心的。柔石在《二月》中写道:他却向房内走了一圈,忍止不住地说出:“转嫁!我劝你转嫁。”妇人却突然跳起来,似乎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妇人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念头的。她迟疑地似无声的问:“转嫁?”[2]连个念头都没有,实在可怕,可是有了念头又能怎样,也只不过让念头仅是一个念头而已。施蛰存的《春阳》中的婵阿姨有这种心理、这种念头,但是只能是徒增一些心灵的焦躁、内心的挣扎,害怕最后像《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一样被火铲活活烙死也是有可能的,至少应逃脱被人指骂的命运吧?一场五四新文化风暴冲刷走了国人许多旧思想,一些青年开始大胆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渴慕幸福的家庭。中国传统“家文化”中的夫妻两性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变异。但这只是万事之开端,国人心目中更多的是传统因子的一些承传,或有婚姻自主的想法而无那勇气,或遭受非议而中途失败。更为可怕的是对于传统夫妻关系太为看重,承传了太多的旧因子,因此使得夫妻两性间的关系太为凝重,出现了新与旧的“爱恨交织”。一边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的高声呐喊,一边是“彩线慵拈伴伊坐”[5]的传统情怀。一边是青年们婚姻自主的强烈追求,一边是传统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即使新的战胜了旧的,在整个的大文化环境中也还是难逃宿命,像鲁迅笔下的吕纬甫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但是这些苗头的出现已是可喜,我们不再奢望星星之火,因为难能,所以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