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想象与文学理念

　在今天这个学术生产越来越“短平快”的时代,一本足足耗了七年时间完成的著作———《“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至少首先表明了倪伟的认真与用心。仅从书后列出的长长“参考文献”,特别是那些在文学史中罕被提及的民国报刊杂志中,即可看出作者在基本史料和文献占有方面所下的一番功夫。仅此一点,大概已经能够回应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品格”的诸多非议了。可是,在我看来,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此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既有范式的挑战和突破。倪伟通过这本专著,展现了在新的视野和方法下,重新观照、理解和讲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可能性。也正是这种日渐显露出来的崭新面向和丰富可能,让人感到兴奋,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活力保持着不懈的期待。

诚如倪伟在“引言”中所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1949年前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时期所制定、推行的文艺政策以及组织、策划的屡次文学活动,一直被轻易地忽略了。”(第1页,下文引用该书,均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这种“忽略”,当然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失败是分不开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声音。1950年代以后几部在大陆影响较大的新文学史稿,无论是“现代”观念的内涵、分期,还是叙述线索、结构、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价,都是内在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解释框架中的。五四以来的文学、文化,被讲述为围绕着“反帝反封建”主线,由“现代”进化到“当代”的发展过程。纷繁曲折的文学现象,经过这样组织、编排和裁剪、删削,变得脉络清晰、规律明显。“进步”与“反动”,各安其位。那些不能纳入革命叙事的部分,一并被打入“另册”。作为失败者的“南京政府”,其文艺政策与文学运动,不可能得到完整的叙述。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与“重写文学史”的展开,一种新的文学史范式逐渐成形。“回到五四(文学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冲动,以及知识分子叙述历史的主体自觉,促使学人反省以往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模式。一大批过去被忽略、被压抑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浮出历史地表”,进入了研究视野。文学的艺术性和“去历史化”的“美学标准”也成为了文学史研究最重要的评价尺度。在这种“纯文学”视野中,左翼文学黯淡下去,不复有原先的光彩。“沈从文热”、“周作人热”、“张爱玲热”、“鸳蝴派”、“新月派”、“中国新诗派”、“小品文”等,取而代之,备受关注。有意思的是,尽管现代文学版图发生了变化,但国民党一边的文学活动仍然因为与政治纠缠不清,“文学价值”可疑,再一次被忽视了。

由于过分执著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对二者的复杂关系缺少更深刻的思辨,大部分“重写文学史”“作业”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简单翻转。不过是用启蒙话语替代革命话语,然后做一系列的“减法”和“加法”而已。

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结构,其实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文学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交互作用,也没能提供更有反思性、启发性的认识。

以致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研究范式渐呈疲惫、枯竭之态”(第7页)。开放锁闭的空间,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于是显得迫在眉睫。

在倪伟看来,“文学史研究首先应是历史的研究”,要能够体现某种“历史观”,“提供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运动的某种洞见”(第8页)。与其在单纯的作家、作品的“文学”视野中讨论“文学”,不如把重心转移到“作为社会的象征表意系统的文学”(第8页)中来。既探讨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里,“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形成与演变;同时,又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回馈作用。具体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应当“紧扣住中国现代性”,“探讨中国特殊的现代性是如何在文学的创作、生产以及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包括“文学的现代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现代‘文学’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发生了何种变化?文学生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怎样结合起来的?”(第9页)而倪伟最关心的问题,则是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文学是如何被整合进民族国家建设的方案之中的?它在民族认同或是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第9页)因而,他选择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组织活动作为研究课题,追踪20年间“民族主义文学”的轨迹,探询文学之于“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的意义,就不仅是出于填补文学史空白的考虑,更意味着在文学史研究范式转换上的一种尝试。

作为现代性中的核心问题,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在反省现代性的研究中已经得到格外的关注,一批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专著陆续问世,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就清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民族主义叙事和线性历史观关于“民族国家”的种种先入之见。①而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也讨论颇多。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提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建构,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②柄谷行人从起源上提示了日本现代文学实际是现代国家建制的一部分。③刘禾更直接地指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体制化的文学批评,“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