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政治外交
戴维，哈维（DavidHarvey）是国际知名的社会理论学家，英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著作《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以犀利的眼光、严谨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批判了“生态现代化”观念，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政治学思想，并且认为这是反资本主义运动最好的形式。
一、逻辑前提：作为社会背景的环境问题
在西方思想史的语境中，统治自然的观念自古有之，且可以追溯至基督教经典《圣经?创世纪》。“在基督的统治教义中具有意识形态根基”（维柯语），然其真正盛行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培根提出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类追求科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战胜自然，而且也是支配自然，统治自然。至此，统治自然的观念也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强化，且开始盛行。“启蒙运动的宗旨是这世界的去魅，神话的消解和用知识代替幻想。”[1]302其功绩暂且不说，然而却留下了人是万物之主，人应该统治自然的观念。启蒙思想中统治自然的观念也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例如卢梭和维柯。在后来各种思潮中也存在着大量反对启蒙运动统治自然的观念，然而在今天，统治自然的观点仍然占据对自然评价的主流模式，而这种主流模式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创造的，通过启蒙政治经济学话语发展起来的。把自然视为“资源”并把规定稀缺资源的合理分配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从而导致了效用最大化目标以及金钱作为万物尺度等问题出现。长此以来自然的承受力明显下降，自然环境不断恶劣，人类生存遭到威胁。人们普遍开始关注环境，然而自然或环境仅仅只是物理的存在的介质，或两者是完全等质且不同的称谓，抑是两者只能是简单的利用或保护关系。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最为冲突的集中场所之一。从宏观上讲，它既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种族与民族之间，也包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中。从微观上讲，环境问题既表现在生态学与政治制度的争论中，也表现在社会实践、理论知识，当今与未来不断的争论中。对上述问题的考量必然带来对这一氛围的质疑。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生态政治学便产生了，这也构成了哈维创作《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的直接背景。哈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环境问题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领域，但也存在着极大的背景隐喻，即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问题。
对于积极地在知识和政治上勾勒资本主义变迁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哈维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沉默的论题，在他看来，环境或生态及其相关话语不应简单地采取拒斥的态度。“为了以任何有意义的和确定的道路来改变世界，我们需要不仅理解而且需要创造永恒———组织、制度、学说、计划、形式化了的结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试图在人类行为得以展开的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为政治寻求一种更加坚固的基础。”[2]10早在其作《后现代的状况》中就有这种设想，在此他初步完成了这种理论规划和政治话语目标。
二、直接动因：对“生态现代化”研究性的批判
人类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对立，经济行为危害到了自然，全球已经出现了生态危机。生态现代化的提出是想促进一种理念，社会应该对于环境调节和生态保护采取一种非被动的姿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预防为先，治理在后。在这样的状况下，实现生态现代化意味着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体系、制定明确的规范制度以及可操作的程序，同时也要求国家政治介入。生态现代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当今不可逆转性问题变得更加显著，不仅包括生物多样性，而且也包括整个栖息地的消失、资源枯竭、土壤荒漠化、森林减少，诸如此类。对深层次环境风险的强调，伴随着这样一种不断提高的认识：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生态后果是影响深远的、长久的，并且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在我们生活的“风险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专门及事后的弥补行为往往会产生一些失衡和无效的后果。生态现代化拒绝以零和来看待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所谓的权衡，它的倡导会促进效率，且有利于长期保护资源基础。在生态现代化争论中，环境问题已经不再被视为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事情，而是具有一般国际事务性质，在管理和保护中将不同规模的政府层次作为合作伙伴包括进来，这种建立某种权利不言而喻的承认产生环境问题的多种空间规模。自此，环境问题进入到了政治议程之中，从景观破坏、遗产掠夺、野生保护、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控制、有毒物的影响、垃圾处理到消费配调控等一系列问题。环境问题不仅延伸到各个阶级身上，而且也成了大众问题。哈维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且在很大程度上生态现代化这种倡导也是正确的。
但是哈维关注的是生态现代化中的话语转向。他认为，从普通环境问题向生态现代化话语转向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已经穿越了国界，需要全世界人来关注，更需要一种广泛的集体行动。然而，“一方面，生态现代化为它们和政治—经济权力统治形式之间竞争性友好关系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它假设了某种理性，这种理性减弱了更纯粹的道德论证的力量，并使多数环境运动面临政治笼络的危险”[2]434。就是说，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可以使得各个国家不分意识形态，有着对话的基础，然而也可能会使这种对话归属于某个政治集团，这样就产生了一般话语力量的缺乏。
三、深层动因：反资本主义运动
哈维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的导论中明确说到：“我最终集中于作为中心点的‘社会正义’这个价值，也是仅仅部分地因为个人的历史原因，它使我能够重游自己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正义和城市》—的领域，那本书是在二十年前写成的。我也确信，这是反资本主义斗争能够坚持的最好的评价地形（形式）”[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