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

摘  要：在文学理论界的“杂语喧哗”中，在各种不同的理论意向、理论话题和理论思潮的争论中，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对于文学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对于文学学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认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两个向度，积极将庞杂而又众多的文学理论话题纳入这一学术视野，无疑会催生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自觉。
关键词：文学理论； 理论向度； 元理论； 文化理论
    引言
    “说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恐怕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术语、新概念出现得太多、太快，简直叫人应接不暇”，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西方文坛理论更迭相当快，新的流派不断涌现出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学术研究中出现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情形，文学越来越多地向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借鉴思维方式乃至术语、概念，于是，新名词、新术语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艰深”（ Abrams,2004:1）。也就是说，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领域中，出现了对于文学命题、文学视角、文学思潮探讨的“杂语喧哗”的局面，而其中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构成了关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研究向度。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有效展开文学理论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也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文学理路的元理论走向与文化理论走向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面对现实变化所必须做出的学术选择。当下众多的文学理论话语无疑都可以纳入这一学术视野，对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充分认识，也将催生文学研究的本体自觉。
    一、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
    所谓“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元理论研究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为研究对象；二是经常思考学术传统中的老问题，从而反思并整合自身。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的产生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就理论而言，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根据和思维范式的哲学、文化思想变动与多元化，使得文学理论原先的理论基础不在牢固或受到质疑，从而导致原理论问题的产生；就现实而言，社会文化与文学写作的复杂多变，使得文学理论自身的确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论问题凸现出来。在当代，文学理论之为理论的哲学基础变动不居、文学之为文学的现实因素复杂多变，使得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理论思潮。实际上，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对于李兴权威与理论思维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更主要的是对新的意指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这样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理论本身的性质与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尤其需要理解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表意方式与真实意指。这也就是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将以一种新的关系与世界相关联，以一种新的方式作用于现实，并从一种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几年问世的文学理论著作大多充满着元理论的焦虑和对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去理解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就会将理论撕成碎片，其结果就是不绝如缕地宣称任何理论不再可能的、理论碎片化的解构与后现代论调。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因此可以看做是面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理论浪潮，文学理论自身在意识层面上的自我激发。因为反理论浪潮的流行与强大，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的自我意识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与潜意识层面。因此，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常被当做不合时宜的动向加以忽视，在当下理论场景中，也就出现了极度膨胀的理论意识同理论的过度谦卑与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状态。元理论思维是理论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自我论证和自我坚持。对于文学学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种元理论的层次上才是正当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否则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和不相干的东西来苛责文学理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从元理论思维出发，，解释文学理论建立的更为本质的前提和文学理论展开的更加真实的基础，才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学科反思的正途。而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将为我们带来文学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和寓言化。
    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使文学理论脱离其原先依赖的观念体系，以概念的概念作外向运动。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那些远离起源作外向运动的概念，像“是”（存在,Being）一样成为被发送之物；这个被发送之物是形而上学玄远或渐远的本体，而玄远或渐远的概念化过程就是被概念之物的本体化过程(Heidegger,1959)。因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而致的文学理论本体化就把文学自身的“是”（存在，Being）的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迫使人们正视它自身“是”的问题。文学理论在人们的观念体系里曾不被重视，这与人们期望其对文学和文学现实负责相矛盾。现在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Being”（存在），它不再单纯地对文学现实负责，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直接反作用于社会，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文学创作而直接作用于社会。
    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将是”以及“如何是”的存在地位，也因而获得了建构其“是”的肥沃土壤和丰富想象，它所关注的对象也变得无所不包，成为一个极具膨胀的知识体系；同时它也不再对原先依赖的概念体系负责，它冲破了体系所限定的狭小空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驰骋。这就涉及到理论的理论或概念的概念“寓言化”问题。这里的“寓言”不是指作为一种文体的寓言故事，而是后现代主义所阐明的一种意义机制和意义方式：与“隐喻-象征”所代表的某种巨大的意义体系的内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表明了意义关系与意义线索的独立于任何观念结构与意义体系的外在性特征（基茨泰纳，2003:209-219）。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和解构语境下，“寓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语言与现实之间单一的对应关系，而是语言在能指层面上的播撒与延异。文学理论寓言化就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它打破了在形而上学或其他独断、庞杂观念体系下文学理论与现实的单向度、必然性的意义联系，实现了二者之间双向、多元、超然的意义关联。这是一种新的意义关系、意义方式和意义方向，是超出形而上学之外的关系、方式和方向，是在解构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漩涡中，保证理论之为理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