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视野下的人与自然关系

摘  要：生态哲学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二元论在创造财富与技术文明的同时，亦带来巨大的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以生态哲学的视野检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吸收古中国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生态理念，建立系统的“人-自然-社会”生态整体观，确保人类永续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态哲学  天人合一  整体和谐
    不管人类是进化而来还是自古就存在，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亘古就有。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人类跨入工业时代以来，自然满足人的欲望与需求的供给速度大幅提升，物质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但人与自然关系骤然紧张，导致了巨大的全球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匮乏、能源枯竭、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空前严重。人类面临生存环境恶化和精神漂泊的双重困境，所幸的是人类理性直面问题的办法总比困难多，生态哲学应运而生。
    一、生态哲学与整体非中心论
    生态哲学用生态系统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生态哲学最初以“新唯灵论”为理论根据，强调人和宇宙的精神统一性，确认自然界的和谐性和完整性；人的道德问题在生态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生命哲学对生态哲学有很大影响。
    生态哲学在特定意义上又可称为环境哲学。环境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通过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位置与价值，探讨人、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的内在关系；环境哲学扬弃传统哲学二元论范式，把人、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认为“自然—人—社会”是整体，在整体主义理论框架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使自然获得应有“权利”和道德关怀，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与持续永恒发展。有学者深刻指出，“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2]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人与自然对立二元论
    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十七世纪勒内•笛卡儿认为，动物是机器，它不需要同情。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与自然关系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由此，人类中心主义成主导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思想。人类中心主义大致经历三种不同历史形态：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寄于托勒密为代表的“地球中心论”，主张人类在空间万物意义上是宇宙中心。中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包括经过神学目的注释过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也强调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地位。现代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在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利益”置于首要地位。
    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主客二元论哲学根源和致命点。人类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原材料，任意向大自然索取。在牛顿-笛卡尔哲学体系中，世界由可以相互分割的构件组成的机械系统，所有构件又可分割为更基本构件。当个体主义思维方式与二元论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发展成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对自然的干预空前，“人定胜天”“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但是，人类在自然与宇宙面前非常渺小，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讽刺。”[3]
    三、西方近代生态哲学人与自然系统整体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论结合导致的价值观已经被人类自身进行哲学反思和拷问，生态整体论逐渐形成并成为生态哲学的基础理论。
    西方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学与生态学等学科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而成。19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沁第一个主张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1864年，美国学者马什出版《人与自然》，开始反思工业等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生态学是德国E.Haeckel于1866年首先提出并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在其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指动物有机体与其他动、植物之间互惠或敌对关系。1923年，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文明的哲学：文明与伦理》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价值领域扩大到所有生命的理念；使人类关于自然价值的认识第一次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生物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主张所有生物都把“自己的种类看成是好的”，主动捍卫自身的生命，尽力传播自己物种。1933年，莱奥波尔德发表《大地伦理学》提出将伦理作为辅助手段管理自然，并在提出生态伦理学概念，创立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与大地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对全球生态危机形成更广泛共识和世界生态运动深入开展，生态伦理思想走向系统化。1979年《环境伦理学》学刊成为环境伦理学发展史的里程牌。
    四、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人与自然“天人合一”论
    季羡林认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未来的关键；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5]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具有浓厚自然和环境色彩,“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浓厚生态伦理观，强调以自然为母体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天”是根源和宇宙最高本体,人类是自然生态环境中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