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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传播的历程及展望

2021-4-10 | 美术

 

早在1986年前后就有学者指出“艺术传播是一个专门的领域”,“用传播学的视野和方法去研究艺术传播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美术院校的教学体系仍沿袭老一套,美术传播学方面更是鲜有学科意义上的建树。

 

在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已经从以往比较宏观、单一的话题,开始分化、细化和深化的今天,美术传播研究还停留在这种有名无实的状态,这一现象实在耐人寻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许与“美术”这个术语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游移性有关。汉语“美术”一词译自英文“art”,而实际上在西方“美术”的表达形式是“finearts”。

 

finearts译自法语“beaux-arts”,这一术语出现于18世纪中叶,“指非功利主义的视觉艺术,或主要与美的创造有关的艺术,一般包括绘画、雕刻和建筑,有时也包括诗歌、音乐和舞蹈”。[1]据一些学者研究,蔡元培先生早期运用“美术”这个术语时,也包括诗歌和音乐,后来以“艺术”作为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则被视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视觉艺术。有学者指出这是“美术”对“art”的误读,其实还可以说这也是对“finearts”的误读。

 

的确,如果连“美术”是怎么回事都还没有理论清楚,要进一步对“美术”展开传播学方面的研究看来确实有些困难。

 

笔者在比较了各种美术定义的基础上认为,目前仍宜采用大家已经熟悉并普遍接受的美术定义,即,美术是指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在内的、非功利主义的、主要与美的创造有关的视觉艺术。之所以采用这一定义,一是在一般情况下,西方也是这样来理解“finearts”这个概念的,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把“美术”单独与“视觉艺术”联系起来。

 

既然要用传播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美术,就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下“传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按《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人们通过普通的符号系统交换彼此的意图。把美术视为人们交换彼此意图的信息载体是不成问题的,有争议的是,美术所采用的“符号”似乎不属于“普通的符号系统”。苏姗朗格、卡西尔、伽答默尔等人在运用符号学理论解释艺术现象时也遇到这个问题。

 

卡西尔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因为它与一般语言一样,承担着“表现”的作用。但他也强调了艺术符号的特殊性,他说:“一种在激发美感的形式媒介中的表现,是大不相同于一种言语的或概念的表现的”。苏姗朗格也认为,“按符号的一般定义,一件艺术品就不能被称之为符号”。

 

伽答默尔承认绘画是一种“表现”,但他认为“绘画并不是符号”,他说“符号无非只是其功能所要求的东西”,除去其功能(指示和指代)它就什么也不是,而绘画的“表现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指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替代。正是这种与绘画相适应的中间位置使绘画提升到一个完全属其自身的存在等级上”。[2]

 

美术的这种有着“自身实在性”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反符号”或“超符号”的,这就意味着美术很可能难以被纳入人类的传播系统。因为按通常的理解,传播之所以为传播,就在于它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来进行的信息交流,传播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符号应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了美术的符号属性岂不是也就意味着否定了它的传播属性。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详细的探讨。

 

美术究竟能不能被纳入传播系统之内呢?我们不妨对人类传播史作一简短的回顾:人类的传播行为最初是不分化不发达的,原始人同时重用所有5种感觉———嗅、触、听、视、味觉,这是一种传播的“自在方式”,跟动物差不多。接下来,在“距今四到九万年前,现代人类获得了说话的身体能力”。

 

口头语言固然是“人类传播体系的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但“在穿越时空时却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仍然未能突破人体的限制。再往后,人类逐渐学会了利用人体以外的物质材料来传播信息,这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工具”。这种“传播工具”的发明使人类传播行为从“自在方式”转向“异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书面语言即第二次媒介形态大变化。

 

早期绘画、雕塑正是这一转向的重要开端。从目前已获得的考古发现来看,图画的发生肯定早于文字,如果说文字是文明的基础,那么,图画就是文字的基础。一切古老的文字在其始创阶段跟绘画一样总是不同程度地模拟着“自然本身”,以后文字与图画分离,文字成为与口语相连专司概念表达的纯粹符号,而图画则与视觉意象结合朝形象化方向演进,成为一种能激发美感、且具有“自身实在性”的“表现性形式”(为避免与一般符号相混,苏姗朗格认为可以用“表现性形式”来替换“艺术符号”)。这样,就有了人类传播的两种基本方式:运用口语和书面语的语言传播,运用绘画、雕塑之类“表现性形式”的非语言传播。[3]

 

美术作为非语言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的传播现象之一。我们知道,美术的起源起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当时的美术遗存(洞穴壁画、小型雕像之类)来看,原始美术可以说全都是一种“特殊媒介”———沟通人与神或具备巫术交感作用的媒介。即便是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美术仍继续扮演这种“特殊媒介”的角色,绘画、雕塑和建筑一直是当时的“传播载体”中最神圣也最具精神感召力的部分,这一点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美术遗产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张光直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这样说:“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就是巫师的法器”,“据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人就握有了沟通天地的手段,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政权的工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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