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与他杀的道德伦理

一似乎自中国进入市场语境以来，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关于“道德”伦理的话语讨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到今天的“价值伦理”争执，跨世纪，且话语严肃认真。上至中国孔教之礼，下至西方公共社会伦理，既有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换，又有左翼马克思的中国运用，还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公益伸张，云云，可谓理据繁复，论证铿锵，还有主流民间各派别和声交响。可惜现实社会，特别是活生生的人，就是朽木不雕、德衰难佐。好似“道德”这个词如吊死鬼一般被GDP劫持绑架，随其火箭似增长到了云层高屋，还不具备贵妃娇体能承万千宠爱之质，不能起舞更乏弄清影，于是，就越加是高处不胜寒，结果就只能滑溜溜板似的万有引坠。抗辩者不解：中国改革，怎么就损毁了道德价值呢？今天的自杀已经祸及到六岁的孩子。据《都市快报》报道，安徽省阜南二小两名六年级女生小梦和周周，在教室服下剧毒农药敌敌畏。写下一行对数学老师的愤怒粉笔遗书，于是社会各方老调重弹地纷纷论及“教育呀教育”。谴责这位数学老师是一方面，可是从孩子起教育他们尊重生命，我认为更是教育之责。从文学虚构到现实社会政论，即从作者到号称公共知识分子们，总过多地张扬叛逆与泄愤，还装裹在“批判审视霸权”的伪饰外衣下。比如：老师与学生，弱小六岁的学生当然是无辜的，具有规训霸权的老师当然责不可脱；但是让人从小就明白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他人的生命，将其视为人道德之根本，更重要。还有《重庆晨报》讯：“16日晚上7时，一名失恋男子在主城开往江津的大巴车上，用指甲割破了颈部动脉自杀。”自杀已不需要其他工具，不需要借助刀、绳、毒，抑或火车、大桥、高楼等，从外在的工具走向内敛极便，指甲就行，岂不怪哉？而且从小学生到这青年，都在公共空间———教室或公车，施行自杀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结束自己生命的随意性，几乎无需地点的选择。从哈姆雷特似的哲学追问“活着还是死去”到当下生命的随意轻掷，这世界是如何由思考走向浅薄之堕？文学及话语制造者有何责任？一直以来，许多鼓吹“死亡美学”者，却忽略了言说死亡背后的“生”。一如赞扬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忽略了“死”意象在诗句中有多重解释，即便是这诗人的生命意外地应合了诗句，其生命背后亦有许多不幸和坚忍。阐释和宣扬者往往疏忽了后者，太张扬前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觑。故此本文将再次论及海子与海子的诗，兼谈诗人意愿中的使命。

再说他杀。本来理性社会建制的首要当是使敌我双方亦能在沟通的平台上得以协商、共建和平。当下社会几乎无需构建敌我，甚至都谈不上利益冲突，更不要说即使帮会也该有的法规门道，就像不需要工具似的无需武功，只是任性地随意戕害他人生命。“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中国留学生汪某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该男子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接机母亲。”弑母案已经无法以俄狄浦斯王的弑父娶母来做哲学省思和理论建构，无知、冲动及丧失理性，社会更多且几乎习惯性地以精神疾病来诠释。好像心灵的问题真的能由科学分析就了结了。一般多使用性格分裂或者双重人格等等遁词，我认为这样过于偏重科学主义的极端，是干扰社会价值及信仰构建的障碍。不少有意图的杀人者总幻想心理医学的庇护来逃罪。在心理医学的市场蓬勃下，社会伦理濒临崩溃。

2010年3月24日福建南平还发生了中年男子狂砍小学生事件，造成八学生死亡，三学生重伤。而事后裁决一个失恋说的“疯”字就了结了。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精神分析鉴定，几近干扰法庭治罪，甚至有些不无怂恿变态性破坏社会伦理的行为。我认为，让罪者明白其罪，罚之重要！文学，因其对人性有着超越极限的探险功能，所以常常刻画某些性格多重和分裂之人。但文学及心理学理论都不能沦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多现他杀场景，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都可谓是多重性格者，在分裂病态中有犯罪行为和犯罪臆想。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文学描写仅到“罪”的发生为止，或是用某些心理分析理论来怪诞地解构，而是在罪之后，在极其精彩的剖析心理纤维之后，强调“罚”的意义。于伊万，导致精神崩溃，由此阐明拒绝上帝拯救的后果。而在拉斯柯尔尼科夫，除了罚到西伯利亚流放，更是以索尼娅这人物的设置，来实施拯救灵魂之功。虽然她被生活所累沦落为妓，却有着凡人难以想象的与罪人共同承担苦难的超凡脱俗。

她作为倾听者肩负起与罪人共同分担灵魂重负的责任，劝说罪人自首，并承诺陪同流放西伯利亚。对罪之罚不是文学终极旨归，文学当追求的是灵魂得救之宗教信念。

西伯利亚的惩罚只是一种手段，而真正使得拉斯柯尔尼科夫灵魂得以拯救的是索尼娅每天坚忍不拔地墙外光芒式伫立，终于在故事的终结，罪人真诚认识到罪行，也同时得以灵魂的升华。此乃文学之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与西方再度交媾，九十年代诗人自杀却契合着西方二十世纪初诸多文人在世界大战中的毁灭心态，那种灵魂无所皈依的破碎情态，叠加进中国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冲击，从八十年代前期理想高歌渐渐步入后期人文精神的迷茫，像海子的自杀，纷纷被议论牵扯到诸如伍尔夫、本雅明、海明威、茨威格等等的自杀联想中。而到二十一世纪的他杀现象却暗合着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笔下的幽灵。我们的社会始终在高调否决自己与资本社会的不同，却仅从“杀”这样的微观中，不无十九世纪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梦误导。有人说这都是个人主义的错。我说，先要区分个人主义与个体叙事不可混淆。更不能将新时期中国重新拾起的个人叙事，轻率地否决，且盲目性地重新张扬起曾经被历史纠错了的“文革”集体叙事中的假大空。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二十世纪进入现代的特殊性，即人们熟知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集体主义，的确在心灵上拯救了战争给予人的创伤，使得中国较西方，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少有自杀现象。当然在“文革”集权主义膨胀到极点时，亦有如傅雷、老舍等等自杀。故此，在强调民族的集体精神即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前提下，本文拟似海子探寻汉语诗学的民族精神本源般，对人类的集体回忆和人性至善造型由衷呼唤，重思文学之质。恰如海子所言：“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站起来歌唱自身了。”因此海子曾宣言，“我决定用自己的诗的方式加入这支队伍。我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1）———珍视生命，善之美乃文学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