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中西比较

此序言列于全卷之首，因此在文字上、观念上合资料征引方面特别谨严细致。蔡元培为这样一部《大系》写总序实在是很不容易。他以高瞻远瞩的文化眼光对五四文学革命和《大系》的出版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传达了五四一代人，也包括这些《大系》编选者的共同心声，给五四文学革命以崇高的历史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把“五四”文学革命与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他认为，欧洲近代文化，都是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相比，也经过一种繁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同，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所以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用中心比较的眼光探究中心这两种文化运动。

五四文化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不同思路

各民族在发展中都会经历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沉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它不是依附于某种秩序的共同体，就是依附于神。人无论作为社群集合体还是个人，完全没有自我的存在。在欧洲，这个“普遍沉沦”的时期就是中世纪；在中国，则是西周到五四前夜的漫长时期。如果说“沉沦”是社会历史的必经阶段，那么当新时代来临之际，人民不可避免地要摆脱这沉重的束缚，挣扎着从沉沦中提升出来。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历史进入新世纪的第一步，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机——要求结束自我的丧失，大踏步进入新世纪。

正因为这种历史转变的相似，人们便把五四新文化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蔡元培在总序中，把文艺复兴与五四新文学作比较概论。虽然他单从文学立论，但也明确地说到五四新文学是“复兴的开始”。如果从反对旧传统标志着新纪元新转机的意义着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艺复兴却有共通之处，但若从与传统的脱节和新转机所蕴含的具体历史内容来看，则它们都打上自己本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

由于各自的价值观念、组织制度、生产形态、生活习惯不同，中西方虽都进入“普遍沉沦”期，但所采用的具体历史形式不很相同。正是这样，在结束旧时代而开始新历史发展阶段时，他们各自对人自身的觉悟是不同的。

1、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肯定人，赞扬人，这就意味着否定神和贬斥神。从前打着神的名义行恶的教士和神父成了打压的对象。可见，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把人分成了两部分：敢于追求自我价值的好人和以道德教条与权威来谋私利的坏人。

人文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把民族的整体人性作为整体来反思，不必通过改造国民性格来去旧承新，他们只要用他们的价值准则替代教会的虚伪陈腐的道德就可。

在西方，在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推动下，人文主义者对人采取善恶二元对立的绝对看法。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宗教本身和神本身，他们只反对神在人世间的形式。信仰上帝和鼓吹以人为中心是不矛盾的，否定神、贬斥神不是向神的存在挑战，而是向神的现实形态挑战，而这是有利于发扬基督理想的。“复兴”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承旧特征。这时期人的觉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相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二元对立的：神和人、教会与世俗、传统道德和个人主义、神性和自然人性等。

而五四时期的中国，则普遍渴望埋葬旧东西，但又不知道将要到来的新东西是什么，即使在观念上明白，但也未能化为真实代表历史进程的真人真事存在。结果经历了多次失败的探索后，产生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真实对立面是自我和抽象的民族性、国民性，而不是他人和具体的存在物。彻底地面对自我进行反思，使五四区别于文艺复兴。

2、个人主义观念

人文主义者在文艺复兴时的另一个特征是个人主义观念。

当然，两大运动对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很注重个人，真正把个人当做一切的出发点，真正完成了对个人的发现。人是世界的中心，撇开了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来突出个人的价值，追求个人才能的施展。这样的时代有利于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因此产生出了达.芬奇、米开朗其罗、拉斐尔这样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他们都是个人主义的信徒。

个人主义信仰不再困扰于传统政治学的命题：个人和团体的关系。生命变成由自己掌握和展开的过程。这样标准的个人主义，不必说五四时期，就算是今天中国人也很难达到。五四时期人的觉悟中，个人主义是有的，但它却不是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

五四新思潮倡导重新认识人，把无视人、剥夺人、压迫人等社会的非人道问题当做民族自身问题来思考和理解。他们也抨击现实黑暗势力，揭露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统治和军阀，但他们并不单纯把迫害和恶当做外在性的具体存在，而主要当做民族的自我问题。恶不仅属于他人，也属于自身。这一点，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认识很不相同。蔡元培在总序中提到，陈独秀在除旧布新之际，与青年相号召的不是清除别人身上的恶，不是推翻他人加于自己的迫害，而是“从头忏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如果说从“普遍沉沦”中觉醒过来，会感到有压迫和罪恶存在，那么西方人文主义者倾向于把压迫和恶看成是外部的，而五四新思潮的倡导者则倾向于把恶看成是内部的、自我的。

罪恶不是外加的，而是深植于自身内部，这是伟大的觉悟。

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抗争”的角度来看人的解放，而是从文化的层次来看人的解放。悠久的传统和民族自身所造成的罪恶，不可能期望一次革命就能就能改善，就能清除干净。如果不具备现代化的精神，没有转化传统的能力，即使能挣脱具体的锁链，除去现实之恶，但无形的传统又会把你卷进新的黑潭。因为虽然具体的压迫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但根植于内心的传统的恶是挥不走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存在。认识到并思考“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人毕竟是太少了，灿烂文化是民族的公共财产，文化的病症也必须要由全民族坦然承认。这样和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相比，五四恶的他性的存在观点就具有了局限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思考人的承继问题时，不是以分类而是以整体的眼光看人，尤其把民族看成整体。因此他们可以达到自我的觉悟，可以说是大我的觉悟。以这种眼光观察社会，观察人，诉诸文学形式表达，最成功和最深刻的无疑是鲁迅。这和文艺复兴中的个人主义大相径庭。一个是整体看问题，一个是分类看问题。不能说孰优孰劣，因为任何观点都是历史的产物。作家的人生观、哲学观、社会观，以及对人性的看法，是和他的艺术技巧相融合的。如果一位作家在人生观和哲学观上倾向于把自然和自我合二为一，他无形中就摆脱了道德的责任而获得了个人心灵的自由，那么他便可能形成寄托于淡泊感性的艺术风格。如果一位作家从个人的厄运和民族的厄运中仅仅感受到现实的黑暗，极易产生强烈的受迫感，那他的思想会驱使他自己直接在作品中以特定角色出现，露骨的抨击和揭露会减低作品的艺术价值。鲁迅不是我们说的那两类作家，他一方面把民族的厄运和国民性弱点结合体察，另一方面，又将民族的厄运与自我的厄运重叠，同时强烈的道德关怀又使他把民族的厄运完全当做自我性的问题。因此，他能够把国民、传统、社会、文化上的种种弊病和弱点的体察升华为罪恶的感受。在这点上，鲁迅和陈独秀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