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当代生态文学鸟瞰

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经历着内在精神的极度溃败与大自然的全面告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向原本清澈的江河湖海肆无忌惮地排放浊臭逼人的废水，也已经习惯于在超级市场里闲逛选购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在物质满足中享受着虚幻的自由。蓝天白云难得一见，代之以铅灰色天空；碧波荡漾难复旧梦，代之以污泥浊水；鸢飞鱼跃的生动景象更是消失无踪，代之以被动物园的铁栅栏关着的神情呆滞的动物。全球气候反常、臭氧空洞、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植被退化、物种锐减、垃圾泛滥等均是生态全面告急的征兆与表现，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几十亿年里慢慢形成的精美联系正在被现代科技全面而彻底地损伤着，其后果有些已经昭然若揭，有些还只是初露端倪。但若想让我们这颗美丽而脆弱的蓝色星球继续存在下去，若想让人类文明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全人类的生态意识的建立将是极为迫切的，而文学也必须接受生态意识的浸润，实现看护大地、叩问灵性的功能。

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颇为坎坷而曲折。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现代化无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后果。首先，因为不控制人口，导致人口数量的暴增。其次，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非常严重。建国后我国曾长期靠出口各种珍禽异兽、野生动物的皮肉赚取外汇，更别说对东北原始森林的掠夺性破坏，对内蒙古大片草原的违背生态规律的农业垦殖，以及对云南、海南等地热带雨林的毁林开荒，当然更不用说大炼钢铁、大跃进时期对全国森林的毁灭性破坏了。在极左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下，我国政府居然出现了不承认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出现生态危机这样的咄咄怪事。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曲格平后来曾回忆说：“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正值十年动乱时期，人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极左的情绪。对待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我们差不多是采取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那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当时周恩来总理也算是高瞻远瞩，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但回到国内后，主要关心的却还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对环境和发展问题只字未提。而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因此，在此背景下，中国当代作家还没有创作生态文学的自觉意识，即使有诗人牛汉的《华南虎》、《麂子》等“潜在写作”诗歌中透显出一定的生态意识，但还称不上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品。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真正诞生还得到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随着我国的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生态环境大破坏的恶果已经日益被人们领受到了，无论是社会主义优越论，还是先发展后治理的代价论，抑或是消费文化的刻意掩盖，最终都无法使人满意地面对各种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了。二、国际上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对中国人民和作家起到非常良好的启示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全球各国政治首脑相聚一堂，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共商大计，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借助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深入世界各地。三、西方生态文学作品的大量介绍也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梭罗、利奥波德、卡森以及苏联的普里什文、艾特玛托夫等人的生态文学作品。四、在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兴趣重新高涨，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国学热，让中国作家对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有了自觉的接受，而其中蕴含甚深的生态意识自然深入到他们的作品中，如汪曾祺、贾平凹、张炜等作家的相关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较早地呈现出生态意识的是一些志在反思历史的知青小说，比较著名的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树王》和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作品，它们或叙述海南岛五指山原始森林被破坏的惨状，或展示云南原始森林遭毁灭的恶果，或描绘内蒙古草原垦殖的生态灾难，非常富有启发性。与之相对，另有许多作家针对现实的环境、生态问题展开严厉的批判。像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生态报告文学就水污染、森林破坏等问题，振臂高呼，振聋发聩。而高行健的实验话剧《野人》演出于1985年，也是当代文学中高调宣扬生态意识的一个独异文本。该剧充分反映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森林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方式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家或受道家思想传统的影响，或受乡村生活的浸润，或者生活于在边疆地区，或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与大自然尚保存着灵魂深处的密切联系，生态意识由潜在趋向明豁，由细微趋于宏大，表现出一种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命理想。例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再录》中就许多篇章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诗人海子的《活在珍贵的人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著名诗篇似乎在向美国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的遥致敬意。而周涛的《巩乃斯的马》、《伊犁秋天的札记》等散文在对自然万物的充满激情的描摹中体现出美妙的生态意识。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等散文更是在藏族人民朴素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态意识的珍贵启示。诗人于坚则漫游于云南高原上，从山川大地、少数民族文化那里慢慢接受生态意识的熏陶，写出了《避雨之树》等杰出的生态诗歌。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态文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生态文学作品体裁齐备，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徐刚的系列长篇生态报告文学，如《中国，另一种危机》、《绿色宣言》、《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国难》等，视野更加宏阔，生态立场更加坚定，生态智慧也更加深邃。他的《长江传》等更是雄心勃勃，试图为我国的母亲河描画出生态肖像，引起大家的深情眷注。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往往能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生态危机，笔触深入历史，延及四方。此外，如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生态报告文学对侵占土地、毁灭森林、物种灭绝、河流污染等许多重大生态问题秉笔直书，高声疾呼。而于坚的长诗《哀滇池》、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等都是声名卓著的生态诗篇，忧愤深广，陈义甚高。至于苇岸、周晓枫的生态散文，张炜的《三想》、张抗抗的《沙暴》、郭雪波的《哭泣的沙坨子》、叶广芩的《老虎大福》等生态小说等更是华丽登场，无论是立意的高卓，还是艺术性的渲染，都颇值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