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

人类从自然中走来，在乡土社会与乡村生活中，至今仍保留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生命印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乡村世界成为了愈来愈多的现代人医治心灵的伤痛、返回精神原乡的最佳切入点。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日渐走向城市化，并且这一进程还在不断加速。人类抛弃与自然紧密相连的乡村生活，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转化并非是飞跃式的，它必然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回望新时期的乡土文学，读者不难发现，在众多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特别是乡村知识青年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人们对乡土生活与自然生灵的回望与赞美，一种难得而又宝贵的生态意识或隐或显地融贯其中。

一、乡村知青的身份焦虑与精神成长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改革在中华大地的逐步展开，那些世代与土地、山林、草原、海水为生的农民、山民、牧民、渔民不断从集体、政治以及其他权力机制的掌控中脱离开来，回到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生存状态。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在平静的乡村生活中，一些乡民竟生发出了一份精神上的焦虑，正如高晓声评价陈奂生时所言:“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精神生活’这一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1］“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是人类更高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境遇产生影响。”［2］与陈奂生这类见闻不广、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农民相比，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或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乡村知识青年，他们在精神上的焦虑或苦痛更是强烈与深刻。在新时期众多乡土小说中，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天狗》《浮躁》，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郑义的《老井》等作品生动地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乡村知识青年的生存焦虑与对自我价值的执着追求。这份焦虑既源于特定时期新旧两种文明、文化的冲突，同时又与现实环境中个体生存价值的难以实现的疼痛紧密相连。

乡村知识青年是乡村社会中最易于接受现代生活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独特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人算得上是乡村社会的文明先驱或文化代言人。由于时代的原因，1980年代中国乡村知识青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中学毕业后回乡的青年，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与田润生、《老井》中的孙旺泉与赵巧英等;一类为从部队退伍回乡的青年，如《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浮躁》中的金狗等。学校与部队短暂而宝贵的学习、工作经历让这些从黄土地、从大山走出的年轻人见识到了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存在，回乡后，他们一心想摆脱传统农民的生存方式，去追求一种自主、富足、文明的生活，彰显自身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的现代价值。可在复杂的生存现实面前，这一切又显得那般遥远与艰难，一种浓郁的生存焦虑深藏其间。

高加林是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回乡后他一心想摆脱土地，摆脱农民苦难的生存现实。他向往着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他的心躁动不安，又觉得他很难在农村呆下去了。……天地总是这么的狭窄!他闭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3］高加林天真而错误地认为:只有成为城里人，他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可在幸运进城后，他却发现所谓高级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不能抚平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在刘巧珍与黄亚萍、在纯真爱情与大好前程、在物质生活与自我尊严之间，高加林不得不做出选择，可他又无法做到彻底的舍弃。离开巧珍是痛苦的，可与黄亚萍在一起的感觉并不十分幸福，高加林与黄亚萍不对等的爱情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当高加林飞向城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时，刘巧珍走不进他的生活;当高加林落魄归乡，作为一个农民生活时，黄亚萍走不进他的生活。”［4］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既是一场社会悲剧、时代悲剧，又是一场精神悲剧。高加林自身思想的不成熟与不健全性，让他无法认清自身的现实，并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说到底，高加林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追求是肤浅的、功利性的，除了要成为“公家人”、“城里人”之外，高加林的精神追求其实并无什么高远的目标。《人生》的作者路遥让高加林最后回到故乡，尽管这一设计随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质疑与争论，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从农村走出的知识分子路遥本人对乡村知青人生出路的一种指引、一种人生训诫: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并不等于成为比农民社会身份高的工人或干部，过上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而是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生存家园。

在随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作家路遥对“高加林”们的回乡之路进行了另一番可行性的探索，作品中的孙少平同高加林一样，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做了三年的民办教师，最后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可孙少平不怕当农民，“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象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高加林一心向往着城里丰富的物质世界，孙少平却向往着那份真正自由的精神生活。“一个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5］对于孙少平而言，他所要过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指在空闲时间能阅读自己喜爱的书刊，想自己的心事，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自由、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19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孙少平———这位农民的儿子勇敢地走进了外面陌生的世界，在黄原城、在铜城煤矿，他用诚实的心灵与辛勤的劳动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自主、自足、安宁而美好的精神世界，他在工作上不仅受到了工友与上级领导的认可与尊重;在情感上，他更是得到了美丽的姑娘———省报记者田晓霞的纯真爱情。显然，路遥在孙少平身上为所有的农村有志青年指引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