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生态美学观

对于生态美学观的内涵，根据曾繁仁先生的观点，可以这么认为，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1］11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是18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启蒙运动带来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其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铸就了卢梭朴素的生态美学观，崇尚自然和谐生态美、自然人性美及提倡回归自然是他生态美学观的核心思想和精髓之一。它们散见或包孕在他美学思想体系之中，己经初步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他的思想在高歌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的启蒙理性时代不被人重视，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种种的生存困境之时，如:自然生态的危机、人类的精神生态等，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利弊得失，由此，卢梭的观点就越发引人关注。卢梭的美学思想中人类与自然万物共存于生态共同体中，它们互相影响，构成一个整体和谐的有机体。卢梭对文明与进步的悖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崇尚自然和谐生态美，倡导回归自然，并返回到作为精神实体的纯朴的自然人性，彰显人性生态本真美。这种思想已上升为人类的最高生态审美境界了，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意识。基于自然———人构成生态整体系统的原则下来阐释卢梭的生态美学观对现代人重建心灵与自然的对话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启示。

一、整体和谐生态美与爱之境界

“自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对象，不是一个丑的对象，不是一个需要在生活中加以排斥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对象，一个美的对象，一个生活中不能须臾离开的对象，成为它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2］61－62自然的生态之美，不仅是活力之美，更是整体上的和合与生成之美。多样分化，协调和谐，互补共生，综合超越，这就是自然生态的基本秩序。自然生态美不是为了人而显示，而是为了自己及与自己形成相互关系的对象而存在。人们在欣赏自然生态美时，不是把自己置身于自然之外，而是将自然当成人类生存状态的组成部分。卢梭正是以这种生态审美意识及对自然和社会强烈的使命感来描述自然界。在《爱弥儿》中，他写到:“我不知道这个宇宙为什么会存在，但是我时时在观察它怎样变迁，我不断地注意它所有的紧密的联系。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联系，组成宇宙的各个实体才能互相帮助。”［3］392－394作为浪漫派先驱者的卢梭以浪漫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双重视角在思想文学领域里阐述着他朴素的生态美学理念，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欧美生态文学家。因此，著名的生态文学家乔纳森•贝特曾称卢梭为“第一位绿色思想家和文学家”［4］。

卢梭认为:“凡是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本真、质朴、符合自然秩序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因而也都是审美的客体。”［3］550卢梭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和描绘大自然的整体和谐之大美。在他笔下，连绵的山峰、壮丽的日出、潺潺的溪流、柔美的月色、无垠的草地都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画。在他的浪漫主义之作《新爱洛伊丝》中，卢梭不仅以清纯唯美的爱情故事感动人，还以幽雅静美的自然风光感染人，两者相互交融映衬，营造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意境。这深深地撼动了18世纪末叶以来所有的浪漫主义者的心灵，具有深远的艺术魅力。卢梭将朱丽和圣普乐这对情人的爱情的发生地置于风光优美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城克拉朗:小河边，花园里，都留下了他们爱的足迹。“泉水穿过石缝，流到草地上，好像一道道透明的水晶。野生果树枝头下垂，落在我们头上。湿润的土地透出一股清香，铺满奇花异草。”［5］76这里是这对恋人逃避污浊现实的安身之处。这里，自然与人形成了和合生成之美。在他们的恋情遭到朱丽父亲的强烈反对后，失意的圣普乐决定离开，他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所到之处包括一些尚未开化的岛屿。小说对他曾到过的瓦莱山区的自然美景作了细致的描绘:森深壑幽、碧波清流、群峰屏列，圣普乐为之陶醉。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纯朴的民风更是让他赞叹不已:人们单纯地劳作、心情平和、温文尔雅、无私善良，这极具美感和灵性的自然使圣普乐的灵魂升华到了纯净的至高境界。这种描写不仅反映了卢梭对现世文明的反思，更向读者传达了他“返璞归真”“天地和谐之大美”的一贯看法。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于生态系统之中，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超越人类有限的自我、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安逸地享受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卢梭并没有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发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之为人的本质内涵上来寻找二者协调互动、生态共荣的依据，更深层次地探讨自然之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作用，这使他的作品蕴涵更为广阔的生态学与生态美学的意义。

自然美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消除人的杂念，使人上升到纯净自由的精神境界。虽然这种境界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但它却能激发文明人改变目前人与自然失衡的生活秩序。卢梭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联系，是从审美层面来阐释生命联系中所蕴涵的生态意识，它对人的精神生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即更多强调的是大自然对人心灵的影响，对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回馈，这种理念和生态美学以期从审美上解决人的存在问题，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类诗意栖息的美学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卢梭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单纯描写自然美的诗性作家。在《遐思录》中，他写道:“只有当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时，才会陶醉于无法形容的欣喜若狂之中，也才会得到人世间至上的幸福。”［6］109显然，他倡导一种“徜徉于大自然”的理想生活态度与“审美遐思”的对话方式，从而促使人们在社会浮躁喧嚣日益严重的趋势下重新思考“融入自然”所带来的生活意义。卢梭曾几次遭受到一些知识分子、教会、国家攻击、排挤之时，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自然风光抚平了他心灵的伤痛。1756—1762年，卢梭远离城市喧嚣来到了蒙莫朗西，在一座风景优美的乡村小房子里过起了隐居生活。隐居期间，也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期，他先后创作了一些著名的作品，如:《新爱洛伊斯》《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在完成《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由于遭到了外界无谓的攻击和迫害，卢梭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自然天性与上层文明社会风俗格格不入，大自然才是他解脱尘世纷扰的心灵乐土和归宿。于是，他毅然地迁往坐落于蒙莫朗西森林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居住。当时，卢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邻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莺的歌唱。我朦胧地睡了一阵后醒来，忘记了已经迁居。居然一阵莺声扣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越观察这媚人的幽静，我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是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7］363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卢梭却无精神空虚之感。他一生大多的时间仿佛是有意避开人类的文明生活而流连和寻找未被文明浸染的自然生态原野，以这种人与自然两相契合的交融中达到“人心之通天”的层次的最高审美境界。他对自然美的热爱，对自然整体和谐之生态美的讴歌和对“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倡导，恰恰体现了一种超越工具理性和功利目的的“诗意地栖居”的现代生存态度，这就具有生态美学关于存在论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