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戏的保护与传承

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下，在川剧引领的四川地方戏曲剧种的展演活动中，灯戏这一主要活跃于我国西南的地方小戏，从荒村僻壤走近都市大众的视野，步入现代演艺的社会空间。2010年10月，在“中国•南充嘉陵江灯戏艺术节”举行的灯戏专场展演活动及灯戏论坛上，拙朴风趣的灯戏表演不仅开拓了其展演的文化空间，而且引发了与会学者关于灯戏剧种特质和属性的更多关注和讨论。在多元文化力量不断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灯戏如何保存本剧种自身的独立品格和主体性，如何在原生态、展演态和衍生态不断转换的文化语境下，释放出内在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力量。我以为，重新考量灯戏的功能定位，反思灯戏的生态构造，无疑是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

一、灯戏的功能定位：娱乐性与实用功利性

灯戏是流行于我国川、渝、云、贵等西南多个省市的民间小戏，在过去，多与春节、灯节、庆坛等民俗、祭事活动结合在一起。川北灯戏流行于阆中、南部、仪陇、顺庆等四川东北部地区，剧目题材多反映川北人民的日常生活，现有剧本200余个；唱腔来源于民间小调、神歌、佛歌、嫁歌、端公调等，分正调和花调两类；表演以丑、?、笑为特征，融会了木偶、皮影、猴戏、民间歌舞等多种技艺，诙谐风趣，被农民称之为“喜乐神”。川北灯戏作为民间小戏，以二三旦、丑角色的斗嘴、打趣，以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将饱含地域风情和民俗事相的笑谑故事连缀起来，以拙朴、轻松、欢快的气氛供人消闲、娱乐。川北灯戏在表现重大题材和挖掘严肃主题上，不是它的特长，也很少涉及关于生命与人性的文化深耕。但此次观摩的川北灯戏剧目，却引起我不一样的思考，如何理解灯戏的娱乐性和实用功利性,或者说，在娱乐与实用背后，灯戏还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此次灯戏展演聚合了川、渝、滇、黔等地的灯戏表演团队的精彩剧目，川北灯戏的表演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灯戏艺术节从展演活动开幕式起就拟造了一场民间灯节的狂欢，而每场都有的“开门灯”，更以热闹、欢快的场景，渲染出一种喜乐的氛围。川北灯戏《送灶神》的轻俏热闹、《灵牌迷》的诙谐风趣、《打判官》的荒诞怪谲，欢快的形式、娱乐的表象体现了灯戏的内在精神和特质。《灵牌迷》将馋懒成性的小俩口终日游手好闲、混吃骗喝的行径表演得惟妙惟肖。然而此剧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却不仅于此，为了乞讨骗钱的伎俩不被揭穿，一番谁先死谁后死，在一场怎样装死的争论后，小俩口设计在家中设灵牌装死，愚弄慈善的老者。窥见真相的两位老人将计就计，以装殓裹尸逼小俩口“起死回生”，最终一卷白布裹住的是小俩口好逸恶劳的手脚。《送灶神》则将日子拮据的山野小夫妻祈拜灶神庇佑赐福的生活愿望表现得情真意切。看似拙朴的小媳妇却充满风韵，引得灶神也频频下凡垂顾，一场献鸡祭灶的虔诚，演变为打情骂俏、鸡飞狗跳、活色生香的人神对手戏。灶神在小媳妇含情双目、娇嗔身姿的引逗下，不禁向人间大倒苦水：原来小灶神在天庭等而下之，自己尚且衣食不周，哪里承托得起人间百姓的仰仗。真是神仙比俗人还烦恼，寂寞天上哪比自在人间。在先出场的灶神和后出场的丈夫之间，在笑骂、调情的游戏场景与严肃、虔诚的祭拜仪式之间，村妇和灶王爷周旋在一个颇有意味的张力场中，且不说小媳妇为博得灶神的青睐，有意羞涩扭捏和媚眼煽情；更有意味的是丑扮的灶神爷人间天上的颠倒臆想：有漂亮小媳妇可以娱情，有美味鸡筵可以享用，有受祭赢得的尊荣和敬重，有行走在地的踏实和自由，贫贱夫妻竟成了灶神羡慕的一对福人，恋恋红尘也成了灶神眷顾的一片乐土。《打判官》借地狱为人间说法，将贪官死了以后在阴间才能讲出来的故事，变成了活地狱最好的注脚。形销骨立、琐碎而短视的判官，风骚丑陋、悍妒而多情的夫人，碰上了生死路上要钱不要命，到了地府仍贪性不改的贪官，演绎了一段荒诞的阴阳判。人间物欲的赤裸贪婪，与地狱判官的家事风情，形成了滑稽的映照与颠倒错置。一份生死簿的勾划，一场活地狱的审判，绘刻了人性的阴暗、堕落造成的灵魂变态与世风扭曲。

或许有人会说，川北灯戏的表演着意的是“打”、“闹”、“笑”、“俏”，场面虽好看，主题表达却过于混杂；笑料虽不少但剧情构造却全无章法。比如《嫁妈》编排的是一对母子的憨嗲，《灵牌迷》絮叨的则是一双好吃懒做的小夫妻，《闹隍会》炫耀的是县老爷的竿技，《送灶神》拉扯的则是村妇和下凡的灶王爷弄风情，《包公照镜子》演绎的是硬汉子的心里软，但镜子却把故事说走了，《打判官》原本是打贪官的，却成了酒色才气的混搭。川北灯戏是民间小戏，毋需向大剧种的剧情统一性、结构完整性看齐，这些看上去的任意装点、轻浅亵玩、无伤大雅的卖弄风情，使得故事情节随意转换，说口东拉西扯，“喜乐神”的表演风格，把一切神圣的仪、礼都做了世俗化的处理，抹去庄严、亵渎权威，甚至跳脱剧情与观众直接对话，极尽狂欢与笑谑。在娱乐的表象下，最戏谑的质料包纳了最残酷的元素，最光亮的空间洞穿了最黑暗的一隅；玩世不恭的面具保存了小人物活着的尊严，调侃生死的游戏解构了天上人间的秩序。这些剧目非常突出而一致表达的是强调世俗女性在生活中的主动性，思忖自嫁的妈妈尽力想改变贫苦无依的生活，馋嘴的小媳妇用刁蛮的手段折腾懒睡的丈夫，判官夫人不但以凶悍唬倒当家的，还拿风月娇宠自己的小丈夫，祭灶的村妇更是把天神逗弄得脚不点地、神魂颠倒。在旧时代生活氛围中，原本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女性，川北灯戏则以性格的绝对强势和“亦正亦邪”的风情，不断争取着自己应得的生活权利和人生幸福。正是这种性别错置产生的生存幽默感，演绎了蜀文化独有的情韵，伸张了小民重实用的人生态度和在劣境中立命求生的意志。川北灯戏借人神共论生死、人鬼轮回转换，传达出颠倒世相、举重若轻的另一种底层生活的真实，这就是笑对苦难的无畏、解构生命庄重的谐趣、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快感混合而成的民间笑谑精神的力量。

此外，就现存川北灯戏的剧目看，有一部分是“天上三十二戏”、“地下三十二戏”①这样一些与端公、庆坛仪式相关的故事，但这些与民间祭祀仪式相关的搬演形式在向现代社会流传的过程中，却因为种种原因逐渐被剔除了。从此次演出的川北灯戏形态上看，虽然不少剧目涉及了神灵的角色，但除了每场演出的“开门灯”以及跑龙套的灯官，还能让人联想到与端公、庆坛相关的一点遗存外，川北灯戏表演中与民间祭祀仪式相关的程式、仪式，以及附在这些程式中的祭祀活动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川北灯戏传承与保护中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在重视其现代语境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它对于百姓生活和底层社会的精神抚慰功能，这种酬神、娱人的实用功利性是川北灯戏在民间社会得以生存的无法剥离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