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自然林业理论应用前景

1990年春，一场罕见的大风暴“摧毁”了德国旧有的林业体系，伐区采伐同龄林模式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一种以生态为导向的新兴林业经理模式———“近自然”或“适应自然”的林业则日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以德国为首的中、西欧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林业革命”［1，2］。近十余年来，“近自然”林业的经营方法在这些国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主要表现在森林蓄积量高，抗自然灾害能力强，病虫害发生少等［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在林业上走了一条与自然相背离的道路，对广袤的天然林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近半个世纪的过度利用使我国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让我们不得不转变观念，将生态环境安全提升到重要位置上。为此，国家加大了发展林业的力度。全国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我国人工林面积已达5326万hm2，居世界首位，超过了我国全部有林地的30%［4］。毋庸置疑，我国的人工林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因超常规发展人工林所带来的问题。据统计，我国发展的人工林中，有近70%是针叶纯林，而在南方省区这一比例达95%以上［5］。过分发展单一树种带来的后果是:人工林地力衰退严重，土壤贫瘠，森林抗灾害能力差，林内稳定性不高，生态系统结构单调，系统内部自我调节机能极其低下等［6］。我们已经远离单纯追求木材的年代，“如何充分发挥森林的综合效益”成为我们长期谈论的焦点，但在目前这种人工同龄纯林模式下，综合效益似乎只能是一句空谈。那么，“路在何方”将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7～14］:“近自然”或“适应自然”林业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认同的育林模式，能较好发挥森林的综合效益，有助于退化森林的恢复，符合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要求。近年来，国内有很多学者对这一育林方式进行了研究，并将其理论引入国内［15～23］。本文在简要介绍“近自然林业”发展史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已经展开的一些实践，就“近自然林业”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作了分析和讨论。

1“近自然”林业的“成长”历程

1882年，卡尔•嘎耶尔(CarlGayer，1822～1907)出版《造林学》一书，在书中，他对传统的森林经理方式表示了怀疑，并提出“顺应自然，开展择伐林作业”的思想。随后，欧洲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林学家，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嘎耶尔的育林哲学，至20世纪上半叶，“永续林”思想逐步形成并引发了林业界的争论，这标志着传统林业开始向现代林业转变。

1．1前“永续林”时代

森林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几亿年。在这期间，无数生命形式在其中孕育、繁衍，而人类的始祖，也是从森林之中走出，通过不断进化和社会发展，形成了人化自然。从森林中走出来的人类并没有忘记创造出自己的地方，至诞生迄始，人类便开始了对森林无止境的索取，在最初阶段，森林的功用仅仅局限于农用饲料、小规模烧材等，人们赋予它的使命是“效劳农业”［25］。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的日益扩大，森林逐渐从农业的襁褓中脱离出来，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在进入木材时代之后，对森林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掠夺，无休止的乱砍滥伐使森林严重衰退，无规律的择伐及矮林作业进一步导致土壤贫瘠化，林地在无声无息中走向荒芜。这种局面逐渐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通过他们的努力，森林科学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伐区式主伐乔林林业模式逐步成为主要的造林方式。这期间，以洪德斯哈根(J．ChristianHurdeshagen，1783～1834)为代表的法正林学说及以普雷斯勒尔(RobertPressler，1815～1886)为代表的土地纯收益学说引领了林业理论领域的潮流。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倡导皆伐，以最高赢利为导向，强调人工干预而忽视自然选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大面积种植人工同龄纯林，这种育林方式在19世纪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即把非常荒芜了的林地，重新恢复为高蓄积的森林。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大自然开始对这一忽视其存在的人工同龄纯林模式展开疯狂报复，至20世纪初期，灾害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害虫繁衍、真菌引起的病菌、雪折、风倒等灾害空前严重。伐区式主伐乔林林业模式失去了旧日的光环，林业界关于森林经理方式的争论日趋激烈。

1．2“近自然林业”思想的萌芽和“永续林运动”

在关于森林问题的讨论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是与慕尼黑大学育林学教授卡尔•嘎耶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嘎耶尔在其《造林学》一书中指出:“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然之路，我们如想重新找到她，就必须往回走，开展择伐林作业，只有从此出发，通过自然法则的教育，在合乎规律的道路上，重新恢复择伐作业，我们才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之上”［25］。这一段话强烈的显示了其反对皆伐、提倡择伐和促进林业回归自然的倾向，他以崭新的“适应自然”的育林学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人们对森林的认识，并将森林科学研究延伸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嘎耶尔之后，欧洲陆续涌现出大批的林学家支持并发展了其理论思想，其中著名的有瑞士苏黎世ETH大学造林学教授阿诺德•恩格勒尔(ArnoldEngler)、法国学者顾尔诺(Gurnauds)、亨利•毕奥莱(HenryBiol-ley)、瑞士伯尔尼林管局局长鲁道夫•波尔西格尔(Balsiger•R)、瓦尔特•阿蒙(WalterAmmom)、巴登林学家埃贝巴赫(Eberbach)、以及林业实践家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等，埃伯斯瓦尔德林学院植物学教授阿尔弗雷德•穆勒(Moller•A，1860～1922)在林学界这一里程碑式的理论变革中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接受了嘎耶尔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永续林”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以森林抚育蓄积量和生长量的增长取代传统的森林衰退更新方式。为此，穆勒引入了“森林有机体”这一概念，认为:“森林是土地、植物和动物的融合，是自然、持久的生命共同体”［2］。这与我们今天的生态系统观极为相似。穆勒的“永续林”思想带来了全新的思维，与林业经典学家精心打造的伐区式主伐乔林模式相对立，勾绘出良好育林的前景，指向不受采伐破坏的森林系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嘎耶尔、恩格勒尔、埃贝巴赫的思想开路，经弗里德里希经营Barenthoren林区树立榜样，最后通过穆勒较完善的“永续林”理论的传播，林业界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永续林运动”，并迅速展开了与之相关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