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台湾乡村社会的发展

学界对清代台湾社会的研究可谓蔚然大观，尽管如此，但目前有关清初台湾乡村社会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则较为薄弱。①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相继入侵以及东方日本的兴起，历经西方文化的冲击，处在我国东南海疆的台湾乡村社会日益发生着诸多变异，在清初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拙文试从社会生态环境、中西文化影响、乡村社会管理三个方面予以探讨，以有助于人们对清初台湾乡村社会的了解。

一、社会生态环境

清朝初年，村落形态与族群分布、社会经济、人为灾害、乡村民变，共同构成了台湾乡村的社会生态环境。

与大陆不同，早期台湾乡村主要由村社构成，史载：“分番社为南北二路，立村长，理民政，奉领事约束”。[1]15随着汉人移民社会的扩展，台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庄、里与镇，乡村社会的主体逐渐由里与社构成。《台湾府志》载：“台湾府统辖坊四、里二十六、庄二、社四十六、镇一。凤山县辖里七、庄二、社十二、镇一”。[2]23-26值得注意的是：其一，以府治、县治为中心，里、庄、社由近及远分布。府志载：“依仁里离府治一十六里，嘉祥里离府治四十五里，仁寿里离府治五十二里；观音庄离府志五十二里，凤山庄离府治八十里；下淡水社离府治一百五十五里，力力社离府治一百七十里，茄藤社离府治一百七十五里”。[2]24-25其二，客庄的出现。《鹿洲全集》载：“粤民全无妻室，佃耕行佣，谓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谓之客庄”。[3]805其三，清初村落人口稀少，男女比例失调。府治载：“然统台郡三邑之人民，计之共一万六千余丁，不及内地一小邑之户口；又男多女少，匹夫猝难得妇”。[2]98-99尽管这一统计过低地估计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台湾人口，如连横先生认为：“清人得台之时，是台湾之民，此时已近二十万”，[1]81然而，村落人口稀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确是事实。由生番番社到熟番番社，由土番村社到汉人庄、里；外观上以府治、县治为中心里、庄、社由近及远的分布；村落内部人口性别的严重失调等等，这一系列人文景观鲜明地展现出台湾乡村风貌。究其原因所在，汉族移民的逐渐渗透与开发、土番的汉化与内附、政府管理的参与与扩大，共同造就了这种村落形态。

伴随着台湾农业的开发与手工业的发展，以鹿皮、米、糖为代表的传统农工产品日益走向国际市场。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农业愈兴，青糖百斤值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为贸易之大宗”。[4]55由于台湾“地多鹿皮，日本人向土番采购之”。[4]11-33伴随着台湾商业的兴起，商人队伍日益壮大，社商与郊商的势力最大。社商是台湾地区特有的一种商人，《台湾通史》载：“官吏举各社饷银之数，高呼于上，?者应之，至最多者而畀之，乃具姓名及社饷于册，取殷户为保，以四季分纳，谓之社商。社商时牵伙记至番社贸易，凡番耕猎之物，悉与社商，而以布帛、盐铁、烟草、火药易之”。[1]339由此看来，社商既是商人，又带有政府职役性质。郊商是闽台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性商帮，相当于大陆的行会，这种商业组织以大商人为核心，从事进出口贸易，势力雄厚，“台南三郊是全台最早成立的郊行，此时规模仍相当大；鹿港八郊在道光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时期，艋?的泉郊与北郊在北部商业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台湾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历史渊源，使得海岛乡村社会呈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外倾式发展特征，清初就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商贸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此即现代台湾成为亚洲发达地区的历史基因。同时，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为历来重农抑末的统治者所焦虑。

如果说自然灾害给台湾乡村社会带来了不小的灾难，那么，人为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其一，械斗之害。例如，“嘉庆十四年，漳、泉械斗，蔓延数十庄，杀人越货，文武官且袖手，或以为利”。[1]694由此可见，械斗规模之大，地方官腐败之至。其二，番害。《鹿洲全集》载：“野番出没，伏草莽以伺杀人，割首级，剥骷髅饰金，夸为奇货，由来旧矣”。[3]591这种所谓的番害固然与土番的杀人之俗有关，然而汉人对其土地的占有也是重要的诱因。《鹿洲全集》载：“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3]838其三，战乱。明末清初台湾战乱不断，主要有寇乱、外国军事征服、郑氏收复台湾、清朝统一战争、朱一贵之乱等，这些战乱无论正义与否，结果都给台湾乡村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例如：“（崇祯）戊戌年，荷兰酋长肆虐，郭怀一谋袭之，不克，被戮，汉人在台者遭屠殆尽”。[2]948

台湾乡村社会“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形成这一历史局面的原因有多种。就民间社会而言，清人蒋毓英认为，“时闻非天性之有异。实民心之浇薄也。而最滋害者莫甚于赌博，成群逐队，叫嚣争斗，皆由于此。及家无余资，始则出于典鬻，继而不得不出于偷窃。台习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莫甚于结盟，豪健家儿自附于结纳”，[2]96乃至民众“好为盗贼，不因饥寒，方庆削平，又图复起”。[3]234规模不等的移民械斗之外，番汉冲突也连续不断。这种频繁的民间争斗虽然不专门针对官府，然而，通过这些武装冲突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势力，却成为局势失控乃至对抗官府的隐患。就地方官府而言，“各官穷蹙、政务懈散”[3]581等弊端是导致民变频发的重要原因。例如《鹿洲全集》载：“台郡太守玉珍摄县篆，委政次子，颇逾闲，征收粮税苛刻”，[3]818这引起了大规模的朱一贵之变。此外，海岛社会的偏僻而导致政府统治的不力、台湾民众商业精神的张扬与政府抑末政策的冲突、移民群体轻生重勇的习俗等因素，也共同导致了台湾乡村社会的动荡而难治。

二、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海岛乡村

台湾虽然面积狭小，却是中国最先融入世界的先进地区；台湾虽然十分偏远，却是中西方各种势力激烈争夺的风水宝地。自十七世纪之始，海岛乡村社会就上演了一幕幕西化与中国化之争的历史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