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构建

生态社会主义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旨在把克服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统一起来的社会思潮，它的兴起源于早期绿色运动在理论上的矛盾与政策上的失败，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绿色分子重新主张一种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且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他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坚持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社会自然辩证法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建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绿色政治相对比，分析了绿色政治的缺陷和弊端，建议绿色政治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解毒”其自身诸多后现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实现与红色政治的真正融合，这样才能实现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达到真正的红绿联盟。为此，他称自己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１］１３５。

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是绿色政治的“解毒剂”

生态政治哲学是伴随着人们将生态危机问题逐渐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而生发的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它强调生态意识应该进入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理论目标就是构建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能够切实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方案。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前提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方法论始于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为历史总体性的、具体的、真实的辩证法，即把总体性看作一个动态的、自我超越的、现实性的思维方式。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也正是从总体性出发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佩珀用“历史和自然－社会关系的结构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可以说，在这种表述中，佩珀吸取了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阐述，所以，他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法，更重要的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自然和社会是处于一种互动性的多元结构之中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性的结构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规定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与主要研究内容的关键在于实践［２］４９９。佩珀认为，“实践”是对“社会关系”的揭示，“这些关系对我们而言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可能把一个商品看作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作为其结果的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３］９７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和经济特征相联系，因而，马克思要求我们“历史”地看待问题。为此，佩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结构主义，因为它断定在我们可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层的、无法观察到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如此，它试图发现社会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隐藏在表面化的“事物”比如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些原因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唯物主义的术语阐述的。在这里，佩珀将马克思的结构主义方法区别于由列维•施特劳斯开创并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推动的结构主义的方法。根据这种由语言学理论推动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艾德里安•阿特金森主张应该通过分析潜藏于每个制度与每种习俗背后的无意识结构来理解人类是如何将精神能力强加于自然界秩序的，佩珀认为，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非历史性的，产生于此的绿色政治“否认被观察到的现象是任何更深层潜在原则的反射”［３］３０，而仅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之间的表层的权力关系即等级制和支配关系，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通过生产方式揭示了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不同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的思想也必然随着这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观念不可能被当作常规的普遍性的认识而被认识。在此，佩珀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历史是一个辩证的命题，首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相互作用的问题；其次，历史的变革是一个辩证的进程，它存在于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过程中。所以，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关于主体的思想逻辑就是客体存在的规律以及走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就是观念的实现的观点。在佩珀看来，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科学公式或科学结论，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历史性关键就在于它的自然－社会的辩证法。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以自然－社会关系为基点的结构主义。关注生态问题不可回避地要回答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生态政治中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方和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一方争论的焦点。建基于后现代主义之上的绿色政治主张取消主客体的视角，而改用“主体－主体”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泛主体”观使得绿色政治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任何一种国家形式持敌视的态度，而强调个人责任以及个体价值观的改变在生态问题上的重要性。佩珀认为他们的唯心论个人主义的政治主张必然会使他们走向反革命或政治冷淡主义。在这里，佩珀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通过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倾向进而批判绿色政治的生态中心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众所周知，发端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沿着卢卡奇开启的技术理性批判的道路上对由工具理性支配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考察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施密特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的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４］７６以至于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据此论证自然的先在性。佩珀认为，施密特固然论证了自然的先在性，但他必然会滑向对生产劳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把对自然的生产（“破坏和支配”）明确地归入到反对所有经济生产方式的论断中，它最终会变成反革命的、漠视政治的和非历史的，其后果就是宣称自然的破坏和支配将作为一般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佩珀强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在马克思的自然－社会辩证法中可以找到答案：自然的改变同样也会引起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改变，这就是自然－社会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就是人类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５］１７７因此，劳动是沟通人与自然的双向变换的中介。在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生态危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