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苏区的革命生态

江西，它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的功成之所。但是江西苏维埃运动是革命承转的最重要一环。早期江西的革命活动，在人员构成、经费和组织纪律性方面与革命的需要也相距甚远。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早期江西社会缺乏革命因子。历史事实表明，转入赣南、闽西的革命活动，不但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而且中国苏维埃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通过对中共早期江西革命组织生态的分析，可以再现中共党人在革命动员中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一、乡村未动:中央苏区早期的革命情形

早在建党之初，长江中游的赣鄱大地就显示出不是革命的首选之地。中共意识到“南昌青年团麻木不仁的居多，我们现在除了设法使他们渐渐地发生觉悟和感觉到社会的缺陷引他到改造的途上外，别的什么重大的责任都不希望他们现在去担负。”［1］(P14)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时，青年学生的斗争激情也是很明显的。如1925年成立的江西高校毕业考试委员会，当年未见实行，到1926年春，主管部门则通令各校，凡当年各校之举行毕业者，须受该会严格之试验，试题由该会代出，各校须将一年内所受之课程先行报去，试验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一举措与赣地团员学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各地学生纷纷起来表示不满，正所谓“南地学生素向沉寂，各种政治社会运动，都很难引起其加入，惟关于此种切身利益的考试问题，则甚为注意。”［1］(P415)总之，“江西是小农经济社会，在北伐军未入赣以前，党的组织不过是一研究式的团体，纯以感情结合，多系知识分子。”［2］(P158)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革命的积极性。

1926年10月17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江浙区各地代表会议，讨论暴动计划，陈独秀致训令于各省于1927年党的五大之前增加党员数计划，最高的是两广10000人，其次为江浙和湖南为7000人，江西是2000人，而福建与安徽是500人，仅多于云贵(200人)［3］(P78－79)。由此可以看出，江西并不是革命的首选之地。有关江西的革命情形，1959年陈毅在接受江西省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4］(P52)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对于农民运动也是迟迟不能走向正轨。革命分子赵醒侬在九江游庐山，附带调查脚夫工会情形，旨在发动当地百姓起来革命，结果并不是所想的那样，在报告中不得不说:“庐山脚夫大半是附近农夫，夏天抬轿和挑担，其余的时间都是回家种田去了，并且生活费甚低，每日进款夏秋间很丰，他们并不想团结，勉强去组织他们是徒劳无益。”［1］(P16)农民的生活状况与革命积极性可想而知。而对农民的散漫、很难组织起来的情形，时任吉安特支书记的郭化非则说:“(农民)住居散漫，工作时间太多，日间差不多没有一时休息，夜间又睡眠得早，因之，宣传与训练很难接受。我们到他们的作业场中(菜园)去演说，聆者很少，每次至多不过10余人”［1］(P272)。

九江地处长江口岸多脚夫、搬运，被中共认为是搞工运的理想城市，但同样是让革命党人一筹莫展。中共党人道，“这次日清码头工人大罢工，办理算是有点秩序，结果仍归失败，其中的缺点，不外乎没有相当的训练。九江这个码头，××称通商的口岸。其实学界与商界，都顽固得很，你就叫破了喉咙，想他们出来援助，也是不行的。他们抱定了宗旨，不问外面的是和非。”［1］(P100－101)这主要是因为在江西的很多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如在江西修水，中共所依靠的农村工人诸如“手工业工人如缝工、铁匠、木匠，隋性特别比他处不同(如工作时间每天不过八小时，每人做衣一件还做不成，须要工钱五角吃主人的饭……)职工运动，殊毫无效。”［6］(P89)面对中共党人的革命主张，市民们也只说:“他们的主张固然好，但是如何得成功。”［7］(P204)

江西这种“落后”的革命情形在党的相关文件中也多次提到。1927年11月30日，在《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中提到:“中央负责同志大都认为目前江西革命是没有多大办法与希望的，因为江西民众非常沉闷，这是在中央最近的通讯及其他决议中可以看得出来的，料想与中央对于江西工作亦未必重视。”［8］(P44)在1929年12月12日的《江西省委报告》中再次说到“江西过去为一般人所轻视，认为在革命战线上是永久落伍的省份。”［8］(P56)特别是在“文化落后的赣南，一般人的政治意识都是异常浅薄，同时党的工作，又只刚复开始，故党的政治宣传，不但未能深入群众，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因此，我们要使赣南民众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很坚决的要求，非特别加紧目前的政治宣传与煽动不可。”［8］(P32)赣南革命形势的落后，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早期在江西革命的线路一再强调是“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一线”［9］(P461)的北上线路。而且对朱毛红军“擅自”向赣南方向活动的行为一再提出严厉的批评。如在1928年10月2日的《中央致江西省信》和1928年11月6日的《中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信》中都先后重申:“关于四军的活动范围，中央历次决定须在赣西和湘南，往赣南实为死路”［10］(P3)、“向赣南去的战略，中央坚决反对，因为赣南群众与党的基础都非常薄弱。”［10］(P394)

二、组织乏力:中央苏区的早期革命生态

1．革命同志的数量、社会构成与活动情形

中共革命初期的经验让革命者认为，想求革命的信念能为多数农民所了解，除了在学生中努力制造宣传人才外，没有更好的方法。这首先是因为在革命群体中，学生、知识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如1923年南昌地方团员共21人，其中“学生团员12人:王立生、冰冰、丁潜、刘五郎、汪群、陈之琦、王朝瑾、汪伟、曾弘毅、何桢、方志敏、崔豪;小学教师2人:刘修竹、刘拜农;商伙5人:陈日光、周一尘、易虚、赵醒农、赵履和;工人1人:郭炳生;女子1人:许若兰。”［1］(P6)这种知识分子团员的成分是越来越加大了，到1925年8月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南昌地委团员总数是52人(女3人)，其中“工一，学四(十)九，店员二。”［1］(P184)到1925年11月，总数55人，其中“工人一人，农人一人，妇女五人，店员一人，学生四十六人，教员一人。”［1］(P243)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团员数增加了3人，但仍然是学生占了绝大部分。在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统计全国党员是11257人左右，而江西只有区区105人［11］(P84)。到本年度底，直属中央党部的江西党员人数也是在500人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