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

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与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热议，后来发展为声讨与批判。当我们重新回到当年的文学语境，并将其放置在“人学”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维框架中重新审视，“中间人物”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在２０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创造上的一个“亮点”与重要“看点”，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族类，“中间人物”代表了５０、６０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生态，进而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如果说“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１］，那么，“中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无疑反映了当时有见识的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解读与客观认知。在文学意义上，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创作思潮；在人学意义上，则是５０、６０年代特殊创作语境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一、“中间人物”：一种与“文化生态”共振的写作现象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中间人物”是一个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复杂文学路径的文学现象。“写中间人物”这一提法，语出１９６２年８月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地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中国文坛在当时无法掩饰的一种创作窘境。早在１９５３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总结报告中，邵荃麟就曾针对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相关文艺现象指出：　“能不能根据党员八条标准来描写共产党员呢？能不能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描写解放军战士呢？能不能先规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对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现成的‘典型’呢？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２］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风“写真实”等文艺思想以及庸俗社会学风气逐渐侵入文坛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写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农兵文学”一体化与创作方式单一化的写作格局，文艺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与人物事实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的，是艺术规律赋予其权力让其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因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叙事人”视角时，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识形态的众多文本中，除了意识形态观照下所特有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大光辉的英雄人物、坚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党的代言人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本真的东西。比如家务琐事、儿女情长、个人私欲、利己主义，这些虽然不是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写作追求，甚至只不过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实的一种点缀与烘托，但正是这些写作的存在，说明在意识形态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公共性叙事，可以将其称作“生活化叙事”、“生态化叙事”或“文化化叙事”。正是这些叙事的存在，才使我们愿意认同与接受５０、６０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赵满囤、孙喜旺、严志和等等鲜活的文学形象，正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发现与关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新理论。

在论及“中间人物”时，邵荃麟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只有“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才能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邵荃麟这一观点，早在１９５３年冯雪峰于《文艺报》发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过涉及，冯雪峰主张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应扩大人物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可视为邵氏理论的最初形态。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写中间人物”之前，从文本分析上印证其理论的，还有严家炎在《文学评论》１９６１年３期上发表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可见，当代小说的“中间人物”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现象性的形成过程。遗憾的是，１９６２年之后政治气候的变迁，邵荃麟的这一观点转而遭到讨伐，首先是《宁夏文艺》１９６４年６期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批评性社论和材料专辑，包括《“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等。《学术研究》１９６５年２期又发表蔡运桂《“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文学评论》１９６５年２期发表贾文昭的《创造光辉灿烂的新英雄形象———驳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理论》进行论争。到了“文革”，“写中间人物”被列为“黑八论”之一，受到严厉批判，被彻底否定。

从创作实际和文学与生活的本质联系来看，邵氏的观点是极富见地的。“文革”结束之后，《文学评论》在１９７９年１期率先发表狄遐水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重新为邵氏理论正名。黄秋耘在《文史哲》１９８５年４期发表《“中间人物”事件始末》，初步廓清了历史迷雾。不足的是，上述二文的主旨，主要在于“翻案”，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并未对“中间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价值以及“十七年”的文学生态进行全面分析。值得关注的是，１９９９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部分，以冷静超然、不露声色的笔法，在学术上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厘定了研究价值，引发了学界对这一具有特殊“文化生态”特征的文学历史进行再研究的热潮。近十年来，有关“十七年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研究，不断以新的话语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杨剑龙在《齐鲁学刊》２００３年１期发表《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指出，必须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去关照、分析和研究，不能主观武断地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十七年文学。２００４年，董之林在《旧梦新知：　“十七年”小说论稿》中也以“还原”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历史扭结”作出了新的解读。２００６年４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个时段文学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２０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程光炜在《文艺研究》２０１０年１０期发表《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值得深思的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与批评》２０１１年１期刊发刘杨《如何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呼吁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热”起来的讨论中，如何将这种“热”转变为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当下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一部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种种研究中，宏观视野的偏多，而具体到相关文学现象（如“中间人物”、“红色经典”的形成、“史诗”现象等）以及“个案”研究（具体作家与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具体语境与历史场域，重新观照人与事、情与理、智与性，在文化立场与政治选择的冲突中透视作家的历史境遇与创作情境的学术论析，则更为少见。相比之下，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相关选题，则明显地表现了种种新的学术动向，就“中间人物”而论，有的试图从“叙事学”或“文本细读”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美学特质与受众传播方式，有的借助福柯“话语权力”等理论对５０、６０年代“中间人物”写作所反映的复杂意识形态展开研究。这说明，“中间人物”作为“十七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当代文学“人学”创作思潮的一个历史性存在，与“十七年文学”本身一样，是不容忽视且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其意义即使在当下也是不无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