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的译作理论

1.女权主义翻译研究概述

由于翻译的文化转向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发生的，所以文化派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其关键词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反叛”、“颠覆”、“消解”。作为文化派一个方面的女权主义翻译研究也处处体现了这些思想。她们一反传统翻译的被动、消极的“忠实”、“对等”原则，把翻译看作具有文化建构意义的社会活动，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介人和协调，以重塑妇女形象。西蒙、张伯伦等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考察，揭示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论述了女权主义译者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如改变译语的语法标记等。下面我们对女权派的研究工作进行考察，并做出相应的分析与评价。

2.1女性与翻译的地位问题

女权派研究者从性别问题出发，试图揭示翻译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达到解放妇女和解放翻译的双层目的。在“消解”一切权威和规范的后现代主义风潮里，翻译/妇女的地位问题成了女权派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她们致力于“找出并评论将妇女与翻译置于社会、文学阶梯底部的种种纠缠不清的概念”。由于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处于从属地位，翻译中确也流行“不忠的美人”(lesbellesinfideles)之类的歧视性隐喻，她们敏感地发现了翻译与妇女的相似性:译作从属于原作，正如女人从属于男人。由此，翻译研究中的概念，如“支配”、“忠实”、“从属”、“反叛”之类也同样适应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的确，人们普遍认为译作是派生的、劣于原作的，而妇女在社会和文学作品中又是受压迫的。她们进而发现:l)传统价值观把翻译看作原型性的女性行为，正如二元逻辑鼓励我们把护士、秘书等看作女性职业，把医生、总裁等看作男性职业一样【6];2)翻译研究中存在着性别歧视(sexism)的语言，如把翻译活动比作“交烤”、比作“强奸”，把译文视为“贞洁的少女”、“不忠的美人”以及“情妇”等等【6〕。西蒙和张伯伦对翻译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解构。

十七世纪关于翻译的一个典型意象就是“不忠的美人”〔7〕。这一格言流布甚广，且历久弥新，其原因不仅仅是法语原文的音韵美，而更在于它的文化内涵。翻译之忠贞与婚姻之忠贞共谋，忠贞由翻译(作为妇女)与原作(作为丈夫、父亲或作者)之间的隐性契约所限定。然而，实施的却是双层标准:妻子/翻译因“不忠”而公开受审，丈夫/原作按法律却不会犯罪。在这一态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父权(Patemity)问题与翻译问题的症结:在父系社会的亲属关系中，使后代合法的是父系而非母系。她们剖析了斯坦纳[8]的《通天塔之后》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斯坦纳塑造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对原作“情欲的占有”(erotiepossession)和对译作的“穿透”(pene-tration)等意象。斯坦纳还将他翻译模式中的补偿阶段类比于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玫vi-Strauss)《人类结构》—该书说:“社会结构试图通过词语、妇女和物资的交换而达致动态的平衡”。在谴责、批判性别歧视的基础上，西蒙【2〕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提出了委托的翻译项目这一概念:“对于女权翻译研究来说，忠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项目而言的—这是一个作者和译者共同参加的项目。”西蒙以魁北克女权翻译者为例，说明她们强调自己在翻译项目中所起的作用和对意识形态所持的态度。其中有理论家、译者芭芭拉•高达尔德(BatharaGod-dard)，她【9:91]公然提倡摆布—“女权主义译者肯定其关键作用，以没完没了的反复阅读、反复写作为乐，炫耀她对文本摆布的迹象。”女权派学者提倡通过摆布译文而彰显女性，西蒙引用了高雯(LiseGauvine)给另一位女权译者罗特宾尼埃尔一哈尔伍德(Sus~ede肠thinlere一H000d)的译著《另一个人的来信》(玩ttresd’uneantre)所写的序言。罗特宾尼埃尔一哈尔伍德公开承认，其翻译策略具有政治色彩:“我的翻译实践是旨在让语言为妇女说话的政治活动。所以我译著上的署名意味着:这一译作采用了一切翻译策略，以使女性显现于译文之中。”如何使女性显现于译文之中呢?一种方法就是对语言的性别标记进行处理。西蒙援引罗特宾尼埃尔一哈尔伍德的例子作了说明，l)在one这一英语单词中以黑体突显其中的“e”，以赋予它阴性标记，因为在法语中阴性名词多以“e”结尾;2)将HumanRights中包含“man”的那部分大写，即变成“HuManRights”，以显示词汇中隐性的性别歧视;3)改变词缀，如把法语的阴性名词auteure译成英语anthor时，改变其后缀成了auther;4)对名词进行拟人化处理，以阴性代词与之照应，如法语阴性名词anbe译成英语的d~，用阴性的代词she进行照应。

西蒙对历史上妇女翻译者对翻译的贡献进行了评价，讨论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在翻译中受到的歪曲，并考察了女权主义者对《圣经》的翻译。〔10]作为个案研究，她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妇女进行的文学翻译工作。她指出，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著作最初主要是一位妇女翻译家嘎尔奈特(ConstanceGar~nett)翻译到英语中来的。她60卷的翻译著作包括图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德国的情况也相似，主要的文学著作也主要是由妇女来翻译的。西蒙强调妇女迄今为止在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提到《很悲伤的老虎》(TresTristesTi脚s)的译者，女权主义者勒雯(Sus-~ejiU玩vine)。与以前的谦卑的译者不同，勒雯与作者安方特(玩伍nte)紧密合作，创造了一个“新”的作品。从女权主义角度来看，吸引西蒙的不单单是勒雯的自信，而且是她某种“叛逆”的意识—翻译男人们创作的，讲述被出卖、被玩弄妇女的语篇。西蒙在自己的女权主义项目中提到了勒雯对安方特作品进行改写、摆布和“叛逆”的种种方法。

西蒙聚焦于翻译的文化转向，强调其重要性，指出:“当代女权主义翻译已将性别问题变成了有意识的改造项目的工地，这类项目可以改造文本权威性的状况。”西蒙总结了文化研究对翻译的贡献:“文化研究给翻译带来了对于性别与文化的复杂性的认识。它使我们将语言转换置于当今多层的‘后’的现实之中: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以上概述了女权主义者在翻译方面的研究，其观点是否合理，又价值何在，我们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