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小说的自然观

本文主要探讨美国的生态及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形式及其在当代美国小说研究中的应用。美国的环境危机感，较之其它任何因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语系一系列题为“自然的文学”、“人与自然的世界”及“自然的书写”等新课程的开设提供了机会，这些课程的规划思路与20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新美国研究可谓是如出一辙。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于1966年再版，此次还加入了他的论文《对市民政府的抵抗》。在该书出版之际，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对政治激进主义的需求被糅合在了一起，尽管政治与文化关怀与文学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非虚构的自然书写与政论完美结合的这一经典之作于1992年再版，新版的编辑威廉•罗西（WilliamRossi）声称：“这些作品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可谓更及时了……他们指向当前的环境……带着对世界各地相互依赖以及由于个体行为的好坏导致全球性影响的日常意识。”（vii）

教师们把自然书写定义为一种关注“自然史与自然界体验”的非虚构类散文（Lyonxv）。教师们既着意于向学生介绍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也注重向日益城市化的学生群体传递关于自然和野生世界的信息。尽管教授和批评家在讲授这些新课程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无法把文本的选择限于“非虚构”以及直接“经验”的描述。

以自然史的书写为基础，自然书写取得了进展，但其关注点却不一样。它把重点从历史和地质学径直转向了自然对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反过来，还有后者对自然的影响。自然书写往往关注单个个体的冒险与观察，19世纪上半叶的梭罗和19世纪末的约翰•穆尔（JohnMuir）和约翰•伯勒斯（JohnBurroughs）或许为之提供了最好的诠释。顺着这些书写，我们还可以看到虚构的自然文学的兴起，它们在题材、叙述、意象以及主题方面与其它美国小说和诗歌截然不同。许多诸如此类的著作把非虚构和虚构、精确的观察与夸大的故事和夸张的事件混合在一起。麦尔维尔（Melville）的《莫比•迪克》（Moby-Dick）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从根本上说是一部虚构作品，《莫比•迪克》却含有大量关于鲸鱼以及捕鲸业的真实信息。玛丽•奥斯丁（MaryAustin）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关于美国西北部沙漠的故事与麦尔维尔的小说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最早的小说家之一显然是一位自然作家，那就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FenimoreCooper）———《猎鹿者》（TheDeerslayer）以及其它许多以陆地和公海为背景的小说的作者。

“环境文学”，较之于“自然文学”，意味着关于生态关系和环境危机的高度的自觉意识。环境文学的例子随时可见，只要作家对其文化或民族对自然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予以关注，它更多的是一种当代现象而非自然文学，因为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了全球的环境危机。看一看当代美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大量的自然书写、还有大量的环境文学得以出版。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作品不同，这类文学中的大多数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既有女性主义，也有非女性主义的视角。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女性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Adams）警告她的丈夫———美国第二任总统———不要在新的共和国里忽视女性。但女性主义更多的是和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FallsConven-tion）以及妇女运动与废奴运动的最终联盟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早期形形色色的美国女性作家中，有些参加了妇女权利及废奴运动，有的注意到了自然世界，其注意力不亚于男性作家，尽管她们的关注点大不相同。举个例子来说，苏珊•费尼莫尔•库柏（SusanFenimoreCooper）的《乡村时光》（RuralHours）就是一部畅销全国的作品。

整个19世纪，还有其他许多女作家写到了自然和荒野，包括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HuntJackson）、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HardingDavis）、玛丽•哈洛克•富特（MaryHallockFoote）以及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可19世纪妇女们要体验荒野中的自然，其能力还是极其有限的，这与家庭式或种植类的自然显然是有区别的。随着20世纪初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兴起，人们把注意力从人类周边的自然转向了人类的自然属性。性别定势以及关于人性的所谓的描述被用于以下尝试，试图证明把选举权限于男性之合理性。

在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三波浪潮伴随着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战运动而出现，同时也是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先于环境主义运动，大体上也独立于该运动。至于女权运动的第二波浪潮，一个经常争论的话题关乎人性，特别是妇女的本性。反女权运动的男性时常会对妇女的概念作如下的强调：更近于本性，更情绪化、更富直觉，而非逻辑和理性的，因其生育能力而成为更自然的养育者而非战士。女权运动的一支完全拒绝自己称之为“生物决定论”的任何主张。

其他妇女也开始分析所谓的本性与女性之间的关联，并看到了赞同这种关联的价值。这一群体往往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各种以妇女为基础的灵性运动有关。女权运动一直都是一项高度差异化的运动，人们的理念互相对立，但出于终结妇女压迫的目标而团结在了一起。过去三十年间逐渐发生的这项运动日趋认同下述观点：对妇女的压迫及其天生所受的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源自各种类型的男权中心和男权支配的意识和社会。

但此处我们需要做些区分。尽管女权运动大体关注的是批评并致力于改变当下，缓解世界各地妇女们所经受的各种形式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到了未来。与自由女权主义者不同，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希望妇女享有均等的毁灭物种、污染大气、导致全球变暖的机会。相反，他们相信减轻妇女的压迫是改变人类与自然关系这一大型工程的组成部分。反抗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彻底改变人类环境———从人际到政治关系，从经济结构到人类精神的构造，使得支配人类社会的世界摆脱人类—非人类关系的现状———这一过程的一个部分。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正如男女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对话的、相互支持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非需要辩证解决的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也是一种对话的、相互支持的，而且是良性的、相互依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