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内涵

中国文学畅扬生命整体美并关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不仅接通艺术生命和宇宙生命有机谐和共振，而且展示了“生态文学”的古典形态。我们挖掘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内涵，既是一种对接，也是一种现代阐释；作为历史性机缘，更成为历史、现代与未来接续的必然。当继承、对话、扬弃、转型；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体用关系、共生共存等词语运用其研究，必然在现代境域中使之观念重构、价值重建、意义重生。我们环绕“生态”体验，力主拓展视野，对中国文学传统给予现代阐释，在多向转换及“对接”中，悟解“生态”对人之生存本然性构建的必然性。

一、“生态”接通中国传统话语系统

“生态”一词，产生于１９世纪，繁盛于２０世纪。１８６６年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最初使用“生态”时，其意义是指生物与其生存环境间的关系。至２０世纪后半叶，“生态”与多种学科联姻而植生出无数学科；与多种文学艺术类型触发相似相同的体验方式，使多样的创作类型得以生长，也成就了多样的话语表达及阐释方式。“生态”还与多种地域及人的生活状况、文化生存方式续缘，使“生态”有机状况无限延展，成为转换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必然。“生态”之能量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入，有着近乎无所不涉的领域，原因就在于“生态”的蕴含及根本所指。“生态”与中国话语接通，不论是历史、传统的，还是当下及文化整体风貌的，不仅都会凸显上述种种转换特性及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或许是启悟我们去挖掘、修整、组合、再生中国古已有之且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

首先，“生态”作为概念的植生作用。“生态”既是一个现代含义的概念，也是一个膨胀指数极高的现实存在。但其丰富的内涵及明确的所指性却不拘于现代，而是接通着人类生成的始终，与人的生命、生存，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建立多样并复杂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文化传统满含“生态”之义，其意就在于此。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天地人三者始终是生态化地连接着，这种连接不是对象化的，而是“生命”的连接，是“生生”永续的，天地、阴阳交感而和合，化育化生万物。那种天地人和合、“并生”、“为一”、“本与体”且生生化育的同类话语表述众多，并且生成性及辐射现象也颇多。至王阳明，便有集大成的表述，《大学问》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１］“生态”意涵与天地人和合，万物一体，生生化育等话语，尽管非产生于同代，但却异曲同工，其内涵也有相似相同性。这就创造了相互间对接、融合的必然条件。其条件既“自在”，即伴随自然与人的生态和合，并有亘古不变的本然状态，也“自为”，因为作为不同文化传统的交往与对接，是 历 史 性 与 过 程 性 的 现 实，也 是 未 来 的趋向。

其次，“生态”对于天地人关系的表现作用。中国思想史中诸多理论都强调人是自然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员，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这就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生态思想。天地人朴素有机体的相合，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在此统摄之下，人们的思维没有把主客对立起来，没有将自然只看作是一个外在于人的认识对象，而是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且系统的统一整体，总是把外在自然转化为内在自然，成为人的内部存在；将自然既作为社会道德体验、精神活动的实有存在，又作为参照、尺度，来映衬人的品格、德性。尤其在文学体验中，自然的形貌总是含蕴始终，人们通过天地人一体的运行而感悟人生，且与人的自体性活动有机融入，进而构筑朴素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文学活动始终表现对自然的那种浓郁的生态亲和性，其中较少认知性及理性、思辨性的话语阐释，却恪守“外师造化”式生态体验。即便是游记性文学体验，尽管也有对自然现象的客观及经验性阐释，但却与对自身生命、情感及审美悟解相融合。这时，人对自然的那种天然性的情谊、情感及亲和力往往超过了与自然相对立的认识性理解，其中满含着最适宜于艺术创造的生态智慧。

第三，“生态”对于话语层次的构造作用。对生命的理解及体验溶解在古代人的人生体验中，成为古人在构筑自身的生存环境时必须进行的现实与理性的选择。古人思维及话语表达更多的是直觉的，经验体验性的，他们对生命感的植入，对生命意识的经验性体味会成为他们生活及生存的选择。我们不可能确证这就是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但无疑是生态文学的前在雏形，或为相似性。这一方面得自于人类演化的历史过程中，生态体验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所生成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由此铸就的天地人和合的体验方式。这多种因素成就古代中国人的生态体验的特殊性，也植生出文学现象的“生态”性韵味。“生态”在接通人们构造话语、范畴的支撑系统时，会植生带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及生态关联性的话语表达。如：道、气、性、势；韵、味、悟、神；太极、生生、化生、化育；乾坤、阴阳、刚柔、中和；混沌、天籁、大象、大音；雄浑、含蓄、豪放、妙境等无以尽数的话语模型，既内蕴艺术体验及生成性的话语特点，也具有很强的生态意味。尽管我们不可能以“生态”重新组装这一系列概念及系统，但如果我们从生态意义上给予新的诠释，想必在挖掘其本有含义之时，必然会焕发其新意，体现其再生之意。

最后，“生态”与“生生”的统贯作用。“生态”与“生生”在指向生命有机性方面，含义相近，如存差别可有二：一是产生的语境及历史条件不同；一是“生态”更显关联性，“生生”则依循节律性。两者都具统贯性，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或许“生生”更具适应性。“生生”既是自然之生态存在的现实，是生命运演及个体生命生成及延续的表现，也是艺术审美生成及体验的本来状况及节律性展示。进入现代语境，“生生”亦可为“生态”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范畴，会有极大的辐射性及再生作用，并作为生命体验及艺术审美活动的最佳展示方式。古代中国人论述诗文中的声律、对偶、修辞诸问题，书画理论中的着色、骨法用笔、皴染及虚实等表现手法，戏剧中的结构、程式、虚拟等，总是以“生生”运行的生态节奏及韵律感印迹生命活动，汇聚审美体验。即便是对方法的运行，古代人也总是将其置入生命运行关系及“生生”的生态演化节律中，在生态化的、和谐性的关系视野中进行艺术操作。这丰富的表意系统，是现代境域中文学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语资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