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学与文学间的关系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在经学上的成就斐然。

而汉代经学并非孤芳自赏的孔雀，它还以其独特的魅力，从多个层面对汉代文学进行着影响和渗透。

一、经学的全面确立和繁荣

“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经学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而其全面确立亦在于两汉时期。

《庄子•天运》载“孔子”之语：“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虽出自庄派学人之口，却表明战国中期或稍前儒家已有“六经”之说。《荀子•劝学》云“：(学)其数则始乎诵经”。在春秋战国时，儒家把《易》、《诗》、《书》、《礼》、《乐》、《春秋》等一批古籍列为经，随后对这些典籍进行传习与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门弟子，都曾于此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实已启经学之发端。然而，直到周末，儒家传经、治经，却局限于儒家学派内部，无“经学”之名。秦火焚书，给儒家典籍的流传带来了挫折。直至汉建国以后，经学才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全面的发展。

汉代立国之初，与民休息、黄老之学因无为而治大行其道。

随着汉朝的逐渐恢复，“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无法满足汉代统治者的进取雄心。而经学适用于汉代早期的顺治守成，“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伦理、政治等级秩序有规范作用。贾谊称“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经学在汉代初期强化宗法制度、巩固专制政权、维护皇家尊严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和作用。

统治者们已经注意到儒家经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并开始有意抬高它的地位。

西汉前期，由于“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的地位空前上升，而为儒家所极力尊崇的《易》、《诗》、《书》、《礼》、《春秋》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成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并且被正式赋予“经”名。《汉书•公孙弘卜式兄宽传》：“(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悦之。”是“经学”之名见于现存文献记载之始。

事实上，汉代文、景之际，已设经学博士。而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禄利之途”的诱导下，对于诸经的研究更形成规模空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之势，内容则广泛涉及于经籍本身的考证，诸经传授源流及其派别的梳理，以及大量经文的训诂、阐释、评说，甚至包括一定的附会、演绎等等。这样，汉代的经学就不仅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当庞大的学术体系。

二、经学与两汉文学

儒家的经典，不仅肩负着将如“诗言志”之类根源性的中国文学观念延续下去，还为文学创作的流传提供母题、素材和典范形式。汉代，经学的创造性诠释，为保持文学创作的活力积极的努力着。

汉代初年，在社会意识领域黄老刑名之学占优势地位，儒家经学从秦火与战乱的惨痛中挣脱出来，处在恢复期，但已开始为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探索通道与方式。同时，文学创作上多承袭前人，然而已透露出以经学的价值规范来评判文学价值。

这一时期，虽然知识阶层还没能创作出与汉代精神风貌相当的文学体类与品格，但已经开始致力于“把文学创作与个人的关系发展成一种个人与社会、个体命运与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体”，文学创作的基点已经开始向儒家经学转移，在政论散文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汉初，政论散文以儒家经学为创作的思想根基，通过对前朝兴亡教训的总结，在儒家所推崇的文化价值“仁”、“礼”与政治实践之间企图建立起某种密切关系，经学向文学的渗透促使作品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汉武帝开始，儒家经学开始全面进入政治文教制度，进而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与文学的关联也表现出多个特点，而今古文与经学的争论已超出经学本身，这样对汉代文学的嬗变起到了直接影响。政论散文方面，“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大汉之文章”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真正确立，文章风格也从汉初的纵横驰说开始转变为典雅醇厚的坐而论道，这以董仲舒的散文创作可见。在史传散文的创作方面，从司马迁开始，史家们也开始自觉运用经学来组织史料，结构文章。而班固创作的《汉书》不仅以维护刘汉王朝治统的正当性为己任，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原褒贬人物依经学伦理，而且结构整齐详密，语言典雅凝重，标志着经学对史传文学的融合的最终完成。

更具代表性的是汉赋。虽然“枚乘摘艳，首制《七发》”，初步具备了汉大赋的基本特征，但是司马相如赋作的出现才标志着大赋的真正成型。而《上林赋》的创制，以大一统政治服务为主旨，不仅标志着藩国地域文学的终结与宫廷统一文学的定型，也标志着汉代文人终于找到了将个体命运与社会、个人情感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文学活动方式。经学对汉大赋的融合表现在多个方面：赋家的创作是基于内心渴望赋作能够如《诗经》的美刺讽谏一样对社会政治有功效，大赋创作的基本主题则是通过文学的虚构来诠释君权神授等经学理论，而汉赋创作的基本方式则是文学话语表达的博采。

小结

我国经学发展延续既久、著述亦堪称繁多，而两汉时期的经学初成，其树立的经学观念，进行的经学实践，无疑对于两千年来整个经学史的演变存在着决定性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汉代的经学的发展对其他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譬如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