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城市生态论文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为了生活，聚居于城市；人们为了生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模式便开始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城市的快速扩张也就一发不可收。有关城市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亦不再仅仅是居住、交通、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保护等问题，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存空间的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前的焦点。尤其在中国，这种矛盾更加尖锐。
1 城市边缘区与中国的城市扩张
1.1 城市边缘区
“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的概念是伴随着城市化水平发展而出现的，是城市建成区与周边广大农业用地融合渐变的地域。它不仅具有界定、区分各类空间的职责，还担负着不同空间相互联系的媒介作用。不同空间的组成要素、功能特征在此交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土地特征的渐变性，以及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复杂性等问题上，城市边缘区成为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独立的地域单元，但更具有客观存在性和相对独立性。
1898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而后的杜能环和伯吉斯的同心圆学说、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式等，最早描述了城市地域功能分布及土地利用空间组合模式的理论，也开始对城市中心和边缘有了初期定位。随着世界城市进程的加速，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范围不断加大，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哈伯特•路易首次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的概念。1975年洛斯乌姆等提出了观点：“城市边缘区”是位于城市核心区外围，其土地利用已处于农村转变为城市的高级阶段，是城市发展指向性因素集中渗透的地带，也是郊区城市化和乡村城市化地区。1984年彼得•霍尔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城市的演变和发展，将都市的演变分成了流失中的集中、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和流失中的分散6个阶段，不仅从宏观上概括了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历程,也揭示了城市边缘区形成的普遍过程。
1.2 中国的城市扩张
很多学者都力图在空间上对“城市边缘区”进行较为准确的界定，然而我国的城市地域结构由于几千年固有的‘城-郊’二分模式、改革开放前的计划模式和现有的行政区划体制等特殊性，很难用西方的土地利用模式来描述和界定。
国内规划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系统的研究多以1995年顾朝林的《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为基本框架。广义的“城市边缘区”概念的范畴很广，包括城市郊区、市辖县和影响区；狭义的“城市边缘区”则是按照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来定义的，空间范畴基本上是广义“城市边缘区”概念中的第一层次——“城市郊区”。国内学者刘卫东以城市环线作为划分依据，将大城市郊区分为三个圈层空间：近郊外环带、中郊产业带、远郊田园带。近郊外环带邻接中心城区，与中郊以城市交通外环线和城市绿带相分隔，以城市生活方式、产业结构和建设景观为主，即是城区外延扩张的目标空间，在城市规划中实际上属于城市规划建成区，是城区内涵发展引起的人口与产业外迁的直接承载区[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处于全方位的变革状态，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强大的城市化浪潮的推动，我国的城市建设步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各地纷纷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造城运动，是乎欲将整个中国搬入城市。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城市出现了人口膨胀、建筑猛增、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状况，城市也不断突破原有模式的束缚向着更庞大、更丰富模式的城市形式发展。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2]。
以武汉市为例，从近几年的武汉市统计年鉴来看，2007年城市建成区面积为450.77km2，比2006年增加了10.27km2。2010年统计数字则显示年末建成区面积500km2，比2009年增加16km2。2009年末全市户籍人口835.55万人，2010年末全市户籍人口836.73万人，增加1.18万人，明显的反应了大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3]。我国城市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区域，城市扩张的建设用地也多占用那些植被较好的农林用地，这些城市扩张行径无疑给边缘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生态压力。
综上所述，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扩张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周边区域在社会、经济、人口、地域结构、区域特征和功能等诸多方面均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与乡村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地带。它不但对城市地域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城市的景观、生态环境和气候特征。
2 大城市边缘区组成要素及环境现状
2.1 大城市边缘区组成要素
大城市边缘带作为中心城市用地的扩张空间，以及中心城市对其腹地产生集聚和扩散作用的过渡地带，进行土地非农业开发，是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城市边缘区作为相对独立的城市地域实体，具有其自身特性的组成要素：
（1）工业用地
在我国城市边缘区主要是以工业用地空间先导扩展为主来推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张。工业区从市区迁往边缘区已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调整的趋势，新兴的工业区成为我国城市边缘区的主要组成要素之一，乡村工业也构成了边缘区工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以武汉市为例，1985年~2002年期间，城市建设用地从142km2上升到250km2，工业用地由45km2上升到58km2。
（2）居住用地
在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发展中，居住用地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同样直接地反映了城市边缘区的发展程度，也是引起边缘区内部变化的主要因素。由于大城市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导致的城市内部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交通拥挤、地价上涨、住房紧张、基础设施老化、教育资源短缺、犯罪率上升、环境恶化等不利因素凸显，再加上交通网络、教育、文化、娱乐等向城市边缘区的渗透，促使人们纷纷向郊区迁移，原有居住民与新迁入的住户在此交融，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层次变得复杂化。人口郊区化的幅度加大、速度加快。2007武汉秋季房交会上，超过七成被近郊楼盘斩获，汤逊湖、金银湖、沌口、南湖、盘龙城等区域楼盘均收获不小，而阳逻、盘龙城片区3000元/平方米（时价）左右的商品房，就吸引了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目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