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文学的生态伦理观述评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形成了生态批评这一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１］

叶芝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２］。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审视叶芝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其中并没有特意去揭示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原始生态的破坏，但叶芝在借助文学突显爱尔兰文化身份并推动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的途路中，通过后殖民“反写”和“反叙述”，描绘了爱尔兰乡野自然景观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表现了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和思维形态，突出了爱尔兰的多元文化构成。这些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透露出了人们的家园意识和对理想的生存状态的追求，对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等鲜明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爱尔兰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的生存状态

叶芝的创作总是给人一种明显的地域感。在斯来沟、都柏林、伦敦等地理空间中，叶芝主要以爱尔兰西部特别是斯来沟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爱尔兰西部由于交通不便，尚未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蚀，美丽的大自然幽居其间有着独特的魅力。叶芝童年时代徜徉于斯来沟的山梁水泊间，迷人的风光让其流连忘返，多年之后魂牵梦绕的也是这里美丽的田园景色。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培养了叶芝对自然世界和荒野的热爱，他的创作中设置了很多自然意象。在《因尼斯弗里弗岛》、《乌辛的漫游》、《被拐走的孩子》、《梦想仙境的人》、《快乐的乡镇》、《心愿之乡》、《库勒的野天鹅》、《在那七片树林里》、《库勒庄园，１９２９》、《漫游的安格斯之歌》等作品中，他写到了本布尔本山、斯利什森林、罗西斯角、吉尔湖、克瑙克纳瑞、库勒庄园、壮姆克利夫等斯来沟附近熟悉的风景名胜，涉及到大海、沙滩、森林、草地、山脊、幽谷、小溪、瀑布、湖泊、沼泽等荒野和自然景色，大量使用玫瑰、芦苇、榛树、槲寄生、天鹅、猎鹰、鲑鱼、雄鹿等动植物的自然意象，体现了爱尔兰人与自然和谐无间的相处方式。

宁静简朴的大自然是西部爱尔兰人和叶芝的精神家园。作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叶芝的创作体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细腻把握，对原始自然的真挚爱恋。叶芝开始创作是以这里的人们作为假想的读者群。最后选择安息之地时，他在遗嘱性的诗篇《本布尔本山》中这样说：“寸草不生的本布尔本山下／壮姆克利福的教会墓地里叶芝长眠。”叶芝的创作很少描写工业化程度较高、商业气息较浓的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基尔代尔等爱尔兰东北部的城市生活，因为他们大多完全英国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严重疏离。

在叶芝眼中爱尔兰的农耕文明是原始、高贵、淳朴和和谐的，它哺育了生活在爱尔兰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但叶芝宣称：“有三类人创造了所有美好的物事：贵族创造了美好的仪容，因为他们位高，所以居于生活的恐惧之上；村夫创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不会患得患失；艺术家创造了所有的美，因为上帝使他们无忧无虑。”［３］

叶芝认为贵族具有良好的血统，纯真的礼仪，富有教养、温文尔雅，代表着文明、谦逊、自制和优雅，“象征着思想的延续、行为的准则和文化的历史”［４］。只有贵族才能真正欣赏美的事物，创造、赞助和保护艺术品，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产生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绵羊牧人与山羊牧人》、《纪念伊娃•郭尔－布斯和康•马尔凯维奇》等诗歌中，叶芝对贵族作了热烈的赞颂。

叶芝在一生中常常提醒自己是艺术家的儿子。“诗和雕塑的存在是为了保持我们的激情不死。”［５］他曾致信格雷戈里夫人：“我在爱尔兰的使命是为趣味，而不是为任何特定的宣传服务。”［５］在《天青石雕》中，叶芝认为艺术世界永恒而纯粹，政治却转瞬即逝，主张用艺术来陶冶民众，恢复古老的文明。在《王宫门口》中，主人公认为诗歌和诗人在国民生活中具有着崇高地位的传统要延续下去，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叶芝深知，伟大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可以创造民族性格，心灵只有从伟大的艺术品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

爱尔兰西部是爱尔兰最富民族特色的地区，也是苦难深重和经济极度贫困的地区。在叶芝的笔下，爱尔兰西部的民众是“善良古老的族群”，“拥有烈火生出的情感”［６］，有着想象的天赋和浪漫的气质；他们喜欢讲故事，大多能言善辩，口若悬河；他们天性纯朴乐观，音乐和舞蹈牢牢扎根于其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心灵单纯，到处浪游，见多识广……叶芝的作品中涉及到很多底层人物，如乞丐、傻瓜、隐士、小丑、浪人、农夫、渔人、疯子等，“这些贫困的乡间男女的信仰和情感比我这些有学问的人更接近古老的希腊世界。”［６］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按自然法则生活，身心健康、朴实自然、天性顺畅、热爱自由、人格独立、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是卢梭《爱弥儿》中所说的未经文明玷污的“自然人”。他们是爱尔兰国民性格的体现者，代表了爱尔兰社会的无字传统。叶芝常用他们来做自己的“面具”，希望自己和爱尔兰人从这些人物身上继承和发展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

在叶芝的创作中，贵族、艺术家和普通民众这三类人在爱尔兰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的生活不以生计为意，不是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纯粹是为了追求创造的快乐。他们物质生活非常简单，接近自然，不破坏生态平衡，在平凡、简朴、单纯、宁静的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在英国人的头脑中，无形的等级制度被有形的地理方位空间化了，爱尔兰的景色是蛮荒的、无意义的，爱尔兰人是低人一等的。但叶芝却通过爱尔兰的自然景物、贵族人士、底层民众和艺术家证明了父亲经常向他灌输的观念：“较诸英格兰，爱尔兰品格之优越不仅在于风景和气候，而且在于言谈举止、艺术家气质和绅士风度。”［５］叶芝笔下的三类人不再是处于蛮荒之地需要教化的人类，其笔下的自然风光和底层人物体现了他对诗意的生存方式和理想人格的看法。所以叶芝对田园牧歌式的乡间伦理的礼赞和“对现代城市描写的规避恰恰反映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失望和逃避。”［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