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生态保护论文
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
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较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人口、灾荒等因素造成的。
(一)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因素
战争方面，康沛竹通过描述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新疆等地战后的情景，明确指出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并强调频繁的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正是导致晚清灾荒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因素［1］。与康沛竹的观点形似，史革新认为，在战争中，大片森林或被战火焚烧，或被砍伐用以构筑营垒、建造船只、生产火药，遭受惨重损失。战争使国家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助长了灾情的蔓延［2］。伍启杰以黑龙江地区为视点，在剖析该地区的近代林业经济时，明确阐述了进入近代以来黑龙江森林遭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掠夺的破坏状况，指出近代黑龙江地区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天然林木的滥砍滥伐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逐步恶化［3］。矿藏的不合理开采方面，赵珍指出近代开发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由于矿业专门技术人才奇缺，开采技术落后，再加上只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忽视了对矿藏周围生态的保护。这种掠夺式开采，大面积破坏了山体和河床，污染了河流，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使西北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承载能力［4］。
(二)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的人口压力，二是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宏观上的人口压力方面，王振堂等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口压力有莫大的联系，长期的人口压力引起了中国生态资源的破坏，如珍稀动植物资源的消退与消逝，泰山、燕山、长白林海的消逝等。生态资源的破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出现如河口淤积、地下水位下降、荒漠化、城市热岛等生态问题［5］。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方面，陶继波就清初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认为，这200余年间主要迫于灾害威胁，大量的内地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到河套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气候条件，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6］。王俊斌针对“走西口”与近代内蒙古中西部社会生态的恶化，指出晚清以来实行“移民实边”后，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到来，才真正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产业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时期全面放垦、滥垦政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再加上当地脆弱的生态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导致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土地的荒漠化［7］。战争带来的移民问题有两篇文章，常云平等针对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转移，大后方人口急剧膨胀、高度集中，给后方资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压力之下，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取自然资源，从而催生了各种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和草地面积缩小、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8］。张根福等就抗战时期浙江省的社会变迁认为，迫于战争压力，大量人口南迁，浙江省工业的迁入和新建破坏了后方各县的森林资源，人口避难搭建房屋，伐薪取暖，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9］。
(三)灾荒因素
对于灾荒因素，区域性研究乃其特点，主要包括河南和陕北地区。河南方面，苏全有等就晚清河南灾荒的影响指出，灾荒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减少和社会危机。灾荒过后，生物圈、水圈首先遭到破坏，触动反馈机制，生态环境系统失去平衡，进一步恶化;再就是植物稀少，缺少生态屏障，水土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生态失调;又导致泥石流、滑坡、山洪、干旱等自然灾害不时发生［10］。苏新留针对近代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的影响，详细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黄河泛滥的情况以及黄河灾害对河南农田、村社、人们生活的影响，认为灾害对乡村生态环境最大的威胁是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灾害一方面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从而使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灾害直接导致土壤沙化，土地贫瘠，无法耕种［11］。王颖以1923－1932年陕北地区为例，梳理了自然灾害对民众造成的危害。灾害发生时，食物短缺，为了生存，陕北各县的灾民主要食用草根、树皮，这些正是植物得以生长的基础，而它们在各县已被掘剥殆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危害，而且动物的大量蚕食也影响了生物链，间接破坏了生态平衡［12］。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外，王合群等强调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环境问题(垃圾问题)和城市污染问题［13］。邵侃等从历史传统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的不同，并论述了不同的农业技术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差异性，指出中国以“节约土地”为核心的精耕细作的发展模式在取得阶段性开发成果的同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14］。
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影响
(一)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湖泊的泥沙淤积、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等方面。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研究方面，王俊斌概述了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土地沙漠化情况，并分析了土地荒漠化的原因，如移民不科学的土地开垦，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国家政策的消极影响和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等［7］。苏泽龙通过田野调查、引用大量文献数据等方式，指出明清以来交城及文峪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该地区的土地盐碱化［15］。在湖泊的泥沙淤积研究方面，杜耘等以洞庭湖为个案探析中国近代湖泊的泥沙淤积问题。虽然作者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近代洞庭湖沉积速率，分析洞庭湖孕灾环境，但也承认人类围垦、上游森林砍伐导致洞庭湖泥沙增多，甚至淤积，进而又导致了湖泊容积不断减小，调蓄洪水能力下降，洪涝灾害连年不断［16］。在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研究方面，魏东岩指出，近代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种的灭绝速度加快。其原因主要是近代气候变暖，工业进程加快，人口激增，森林的过度砍伐，草场的超载放牧，化学制品的滥用，环境污染加重等，此外还有气候因素、灾变因素、新兴疾病因素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