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生态学论文
生态学本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１８６９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为其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而今生态学已经成为了一门颇具实用性的独立学科。从其定义分析，生态学所关注的必定是生物与生物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站在人类的角度狭隘的定义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包括其他生物）及人与自身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显然人的一切活动都不能离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且，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也是十分突出的。所以说，环境影响着人的思想和活动，而人的行为也在影响着生态环境。
文学的生态性是文学关注生态问题的特殊表现，它是以生态学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相处中的矛盾所在，以认同环境、动植物等的多样性与人类共存的观点为基础，试图表现人类社会、自然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为特征的生态文学的特有属性。
生态文学是生态学与文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生态性表现在文学中有两种体现，一种是以生态学的眼光进行取材，以关注生态作为主题，表达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或不和谐的一种文学样式；另一种是文学家在作品中无意识地应用生态性，虽然不是以生态环境的好与坏作为主题思想，而是反应自然环境之于人的影响，并将其延展为人所生存的一切空间环境，用环境来渲染人物思想，以环境的氛围来延展人物思想和活动的原因，但显然已具备了狭隘意义上的某种生态性。诚然，中国现代文学中关注生态发展的作品是不多的，因为在政局动荡的年代人们大多处在饭不饱腹、衣不遮体的境况下，文人们所能关心的生态问题是有限度的。但依然有作为中国先锋力量的少数知识分子在人类内部矛盾的战火中敏锐的发现了战争和人类生活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让我们看看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中，文学家是如何将生态视野下的生活体验加工成文学体验，让生态性参与文学创作，从而使主题更具有生态延展性和深邃性。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性分析
（一）现代文学的非生态性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多不具备生态性。因为现代文学的３０年间正处在中国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的尴尬局面，所以大环境影响了现代文学，也奠定了现代文学整体的文学风格———或揭示国民劣根性和病态心理或表达民族在寻找光明中的内心挣扎，所以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是较少的，揭示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或不和谐主题的作品也较同时期的欧美文学作品少很多。
就如现代文学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的鲁迅先生，其大多数作品意在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和病态心理，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驱使下以鞭挞社会、批判现实为主题进行创作。如其早期代表作《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祝福》等皆是反应吃人的社会现实下人们的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的。其中阿Ｑ这一人物形象是当时最底层民众的代表，其本身就具有人格缺陷，又处在一种病态的社会现实中，更加促成了他的扭曲的性格特征。
由此，现代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可见一斑，主要集中在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意义层面上，对生态环境之于人类生存上的关注显而易见是凤毛麟角的。
（二）现代文学的无意识生态性
尽管我们说大环境缔造了现代文学的文学风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环境对于生态性所具有的基奠作用。所以尽管文学家们没有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某些必然联系，但却会常常无意识地将环境之于人类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呈现出来，其表现在运用环境的描写来衬托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暗示主题或表达难以表述的精神层面等方面上。对于这种运用环境描写的方法，文学上通常称之为“烘托”和“渲染”。现代小说中运用典型环境塑造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运用的是十分成熟的。小说这种年轻的文学体裁在现代文学的白话文革命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现代文学家老舍在以典型环境对其作品内在精神的展示和典型人物塑造上具有极高的运用能力，如在其代表作《骆驼祥子》中，便十分注重环境对于文学风格和作品主题揭示上的影响作用，将典型人物形象放在典型环境中进行烘托。“小说都是通过祥子内心的感觉来写丑恶的环境如何扭曲人性，写他在环境的驱使下如何层层给自己的灵魂泼上污水，从洁身自好到心中的‘污浊仿佛永远也洗不掉’。”［１］所以说，人物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是决定祥子性格缺陷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用以揭示主题的有力道具。而自然环境也常常有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作用，“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２］。这段典型的环境描写是祥子内心重获自由的一种表现，因为他“自从被大兵拉去，似乎没看见过太阳”，于是在这里太阳所折射出的光具有了象征意义———对自由和灵魂解放的向往和追求。而这里的环境描写即所谓生态性描写是与全文的基调和主题相联系的，此处虽是以自然生态环境写阳光初升带来的光明，然而作者却巧妙的用色彩暗喻了黑暗和阴沉，用“灰”、“黑”、“灰紫”、“葡萄灰”表现一种扭曲的阴暗，即便在“光明”即将到来之前仍然病态的渲染着整个天空，所以，这里事实上是以自然生态环境暗喻社会生态环境的。作家用入木三分的笔触借生态环境的描写来达到揭示主题、深入人物灵魂的目的，这虽不是为了生态而写生态环境，但却表现了一种无意识的生态性，即在作为辅助性素材的环境描写中使其具有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文章主题的文学性意义。
对于典型环境塑造典型形象这一艺术表现手法中，海派作家也曾进行过成功的尝试，因为海派作家作品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的塑造和时代的诉求。“在海派作家的笔下，出现环境（都市）与人的对立而导致人的异化主题，并产生了相应的艺术形式上的特点。”［１］如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中所描写的都市男女性爱观的偏激开放就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解放风潮下形成的，“刘呐鸥清醒的认识到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已然崩溃”［３］，所以他对于传统保守思想的过度批判和完全否决导致了对于开放的新思想的过度接受，于是在新兴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态环境中，人们所表现出的过度叛逆就有了引向。事实上，以刘呐鸥为主的海派文学家多受此时期的社会大环境影响，在文学表现上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了文学生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