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德育:在叙事与理论之间

摘  要：道德叙事当下被引入德育，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越性，既表明了德育与生活的关系，又能增强学生的参与热情，然而，道德叙事也具有难以克服的矛盾，那就是因它过分强调德育的生活化而无法实现道德的超越性价值，不能完全承担起道德教人追求真善美的使命，本文认为，道德叙事与理论灌输各具合理性，各有利弊，人类德育史上道德叙事与理论灌输方式交替进行。高校德育，应该在叙事与理论之间。
关键词：高校德育 道德叙事 理论灌输
    多年来，如何改革大学论文发表德育课的教学方式，增强德育课的实效性一直是大学德育界争论的热门话题。其中既包括变革德育理念的探索，也有德育方法的创新，既有呼唤改变德育学科地位的呼声，也有情境德育理论的形成和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更有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创新，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功利实用主义抬头盛行导致德育地位式微的大环境下德育教师及广大工作者对改变德育在大学教育中尴尬境遇而作的不懈努力，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然而，毕业论文发表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仍然需要我们作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一、道德教育史上的两种模式之争
    高校德育改革，表面上看是教学内容、方式方法和手段的改变，但说到底是对道德本
    质、功能等本质问题的理解，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同，就会有什么样的德育观。在历史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德育方式，一种是生活叙事型德育，一种是理论灌输型德育。前者表现为通过生活中的道德故事、现实经验、情感体验来达到对道德的认识和了解，获得道德判断，培养道德品行，是一种养成教育。后者表现为对理性的确信，对道德知识的信奉，把道德看作是一种知识，人类特有的理性会自觉地学习这类知识，并且认为通过对知识的理论讲解和灌输，把德育和智育合二为一化，道德知识可以内化为人们的品质，从而指导自己的道德行为。
    如今人们争论职称论文发表这两种理念和模式何者有理有效实质上是对“美德可教吗”这个千年问题的再次反思的回应。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美德基于知识，没有知识便不可能形成美德，因此主张把德育和智育统一起来，进而得出“美德可教”的结论。随着人们理性反思能力的提高，后来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苏格拉底命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批评他仅把美德归结为理性知识，不研究美德在人们的生活行为中是怎样产生和实现的，这就否定了美德与生活的关系，也抹煞了德育的经验性内容。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不只是纯理论知识的学问，而是和生活行为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性知识，进而把伦理学归结为实践智慧；二是批评苏格拉底由于强调理性对美德的作用，而否定了情感在道德中的作用。他说：“他较好而更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过，他也同样不正确。因为他把德性当作知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知识都涉及理性，而理性只存在于灵魂的认知部分之中。按他的观点，一切德性就都在灵魂的理性部分中了。这样，就可推导出：由于他把德性当作知识，就摒弃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摒弃了激情和道德。因此，像这样对待德性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也总是有它自己的逻辑，每当一种情况发展到极端而显示出颇多弊端时，历史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然，每一次的反向都是把历史推向前进的阶段性过程。处在历史中的一切事物也都遵循这一规律，道德教育同样如此。在人类历史上，德育同其他教育一样，都是日常生活的产物，在生产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进行，是一种体验式的、情感式的教育方式，后人把这种方式总结为“道德叙事”。但当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一部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对人类在生产生活当中形成的经验加以总结，使其成为知识，从而也使人的理性第一次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人类伦理道德生活的理性思辨，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以及后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命题的批判也都是那个时代理性思辨的产物。当进入近现代社会后，随着人类理性对中世纪神权斗争的胜利，人的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张扬，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迅猛发展，一切知识日益系统化，理论化，这些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反过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人们对这些远离生活的知识更加迷恋。应当说，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明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体现人类理性力    量的各类知识、理论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知识化、理论化的潮流也自然而然影响到道德教育领域，使得源自生活的道德教育也日渐走近知识化、理论化的窠臼，因此也形成了道德灌输的思维，关于德育灌输的理论也层出不穷。近代以来欧美道德教育盛行的“白板说”、“美德袋”都是其中的典型。20世纪中期，由于受价值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美国的公立学校不仅大量地消减道德教育课程在总课程中所占比例，而且学校加大实施“价值中立”的课程，理论灌输遇到了巨大挑战，人们提出了多种针对道德灌输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价值澄清学派的价值澄清理论和方法还是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都是对道德灌输理论的回应。这两种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道德教育的主导理论。然而，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道德教育同样没能有效地解决美国社会日益增多的社会道德问题，反而由于倡导价值多元化而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盛行，缺乏主流的价值观而不利于学生品格的形成。赞同这些理论的不少教育者认为教授道德品格是家长和宗教团体的责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是没有办法取得一致去判断“什么是好品格，什么是坏品格”。因此，教师也会因担心受到诸如“带有歧视”、“道德灌输”或“洗脑”等的批评而不再对事件作道德评价。公立学校在道德教育中的缺位，导致了校园暴力、学生间以强欺弱现象一直屡禁不绝，青少年犯罪率也居高不下。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盖洛普在10年间的调研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自1995年至2005年期间，“缺乏纪律”始终排在公立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第一、二位。这种学校在道德教育中缺位的状况遭到了不少学者的严厉批评：“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糟糕的‘误导性改革’时期，这种改革是倡导诸如价值澄清和场景道德等，导致了许多公立学校的学生缺乏‘基本的品德训练’”，指出“道德教育要寻找回归学校之路”。 在这种背景下，价值澄清理论与道德发展理论逐渐退出主导地位，当代品格教育重新成为学校传授道德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理论。正是在品格教育运动中，教育者们引入了叙事的方式，并确定为道德叙事，目的是让学生在叙事的情境中感染、判断并潜移默化，养成美好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