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规范的法律涉及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正不断上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据公安部的统计,仅2003年全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5.85万起,参与人数300多万人次。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加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匮乏,使处置工作异常艰难,很容易导致事件的恶化,它严重干扰了政府的办公秩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

一、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主要表现形式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与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也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遥遥无期,迁住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一部分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以极端的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

3、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其配套措施有的没能及时出台,对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起不到缓冲作用。例如一些离退休职工因企业原因领取不到足够的退休金,一些工人下岗之后面临困境,而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这就引发了社会矛盾,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原因。

4、一些群众对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

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的则是按照超前的思想设计的。一部分群众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这些新政策、新制度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这种矛盾便更为突出。

5、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一些群众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将其大致化分为10种表现形式。而在实际生活中,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为了迫使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其问题,许多群众较多地采取在政府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办公场所前静坐,或罢课、罢工、罢市等消极不作为,少数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强行冲击政府机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砸坏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如“法轮功”修炼者屡屡围攻中央机关、新闻机构,并利用谣言鼓动各地“法轮功”修炼者聚集示威,堵塞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如在2003年10月山西省近五百名企业军转干部推翻铁路防护网,强行进入太原火车站内,并在铁轨上静坐,制造铁路交通瘫痪2个多小时,损失极其严重。

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200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现场处理和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依据。但从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多数还是集中在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法律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此外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部门规章。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例如,现实生活中,工人要求发放拖欠的工资,由开始个别工人零星去要,到后来成群结队去闹,以致影响了单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怎样界定?无论是分散催讨还是集体催讨,在我国的法律上都没有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是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这些工人若采取堵截铁路、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来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则构成违法行为。某些执法机关在没有对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之前,就盲目采取措施。群众没有违法,而执法机关却已经违反法律,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或化解,而且往往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1、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必须合法,也就是说主体必须是法定的主体。目前我国缺乏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主体资格的统一专门的规定。只是在有些法律法规中对相应表现方式的群体性事件,规定了处置的主体,如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六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第四条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事件发生地的县市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事件发生地的地(市)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负责现场处置工作或派人到现场指导、协调工作。”此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受理公民控告、建议和批评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