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电影批评思考

就“中国电影批评史”这一专门研究领域来说，李道新教授的《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仍是目前国内外该领域中最重要的专著。李道新将中国电影批评史划分为九个时期，以“电影的伦理批评（1921—1932）、电影的新文化批评（1932—1937）、电影的救亡批评（1937—1945）、电影的社会批判（1945—1949）”来概括现代中国电影批评史。

诚然，现代中国电影批评以“伦理道德、文化观念和社会价值”为批评旨归，既是时代要求，也源于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载道”传统。进一步说，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文艺批评都是在特定的文艺经验上产生的，其特色与价值，则有待细致辨析。现代中国电影批评史是中国文艺批评史的新的发展部分，它与传统文艺批评的关系，也并非拉入“载道”二字就万事大吉，它怎样继承传统，是否有所革新？另一方面，在西潮激荡的现代中国，对于外国电影和西方电影理论，中国文人采取什么态度，做出了怎样的回应，是否有新的探索？都值得追问。

谈论现代中国电影批评，尤其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国电影批评，“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是绕不开的两个文人流派。自1919年“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1895—1968）在《申报•自由谈》连载《影戏话》以来，整个20世纪20年代，由于新文化知识分子基本放弃了对电影这一拥有相当广泛的城市平民接受群体的文化事业的扶持，“鸳鸯蝴蝶派”文人不仅广泛参与电影制作，而且，按照范伯群教授的说法，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作家几乎包揽了20年代各电影杂志的评论文章。从《申报》到《明星特刊》、《友联特刊》，从《游戏世界》到《电影杂志》、《电影月报》，从《礼拜六》到《紫罗兰》、《红玫瑰》，到处都印刻着“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字迹。可以说，“鸳鸯蝴蝶派”文人群体在现代中国城市的印刷媒体上形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电影书写网络，同时，在他们的感召和扶持下，更多趣味相投的通俗文人都参与到电影写作中来，支撑起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影评世界的一片天空。当然，自1928年以来，“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1905—1940）已在影评界崭露头角，他刊发一系列电影批评（“影戏漫想”），持续不断地潜心译介、研究电影艺术理论。穆时英（1912—1940）也紧随其后，陆续撰写一系列电影批评（“电影的散步”）和电影理论，他们更引动了1933年至1935年中国影坛的“软硬论战”风暴，并在“软硬论战”退潮之际仍然参与《晨报•每日电影》的公共讨论，以《〈自由神〉座评》标示出中国电影批评实践朝向视觉审美艺术方向的转变。

我曾广搜史料集中考察“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如何运用历史资源来进行知识转介、讯息传播以及日常文化的创造与想象。关于“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及理论，我也在新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探讨，对“新感觉派”文人在现代中国电影批评与理论史上的地位重新提出了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关注的层面，集中于电影批评的历史渊源、文化影响和艺术观念。本文则以此为根基，在观照较长时段的中国文艺批评史、现代文学和“左翼”电影批评的视野中，将“鸳鸯蝴蝶派”与“新感觉派”这两条前赴后继又共存共生的电影批评史脉络联系起来，深入考察战前中国电影批评背后潜藏的“文人情怀”与“士人心态”，并探讨这些影评书写是否从“文本形态”与“文章风格”上形成了一种古今相通的文艺批评传统和前后相连的现代性特色。

一　苍生情怀、自省意识与“市井启蒙”在国难当头、影业寥落的1936年，《明星半月刊•周年纪念特大号》邀请严独鹤（1889—1968）、范烟桥（1894—1967）、郑逸梅（1895—1992）、江红蕉（1898—1972）、陈蝶衣（1907—2007）等“鸳鸯蝴蝶派”文人以“光明的指示”为总题，为中国影业的前途出谋献策。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鸳蝴”文人几十年来在中国电影文化事业上做出的实绩。

无论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融入现代电影，还是提倡影院加映历史地理爱国片，或是鼓励影评人多做善意引导，甚至对明星公司摄制英语片的计划大加赞赏，这些“鸳蝴”文人都希望中国影人能精诚团结地振作起来，拯救中国影业。即如严独鹤所说：“我把‘群星拱极’四字，来讴歌他们的过去，祝颂他们的将来！”“光明的指示”固然可以看作是1934年以来国民政府推出的“新生活运动”和1936年“国防电影”讨论热潮背景之中的产物，但不可否认，“鸳鸯蝴蝶派”文人群体对于现代中国电影文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和百姓福祉的忧患情怀，都浸润在字里行间。

事实上，以我的考察，除了类似“光明的指示”和20年代中期“历史影片之讨论”这种群体呐喊之外，更多时候，“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影评书写是像条条溪流，大面积地渗入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中国城市的里巷弄堂。换言之，他们制作电影、书写电影，但其关怀的一个重心，是平民百姓的日常人生。这种关怀，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引领“新青年”时高屋建瓴的呐喊，也没有剖析“国民性”时的深刻思辨，但“鸳鸯蝴蝶派”文人群体的影评书写背后，潜藏着他们自家的情怀与观念。

在我看来，“苍生情怀”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影评书写背后潜藏的首要心态。大多数“鸳鸯蝴蝶派”文人都生于民间，长于市井。周瘦鹃就是个地道的平民，父亲原是船工，劳瘁而死，母亲靠女红抚养其成人。更重要的是，不像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有着大学教授职衔，“鸳鸯蝴蝶派”文人大多必须依靠写文章、做电影、办杂志来谋生，这决定了他们的种种文化活动都必然心系城市平民大众的所思所想。1924年，王钝根（1888—1950）就说：“今之关怀社会者，莫不痛恨于社会环境之劣”，因而，他提请电影编剧“慎重注意”，力倡电影做“良善之应响”。1928年，江红蕉发出感慨：“电影公司就是一个雏形的全世界，而且是包含古往今来的全世界，繁复极了，这是一件娱乐的事业，但是你们切莫看轻它，要敬佩扶助，使它发扬昌大，因为它与人生有极大的关系。”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成为沦丧道德、滋生罪恶的渊薮。“大革命”之后，从中原大战到国民党围剿，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现代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但是，人是离不开具体生活的，革命和战争并不能否定个体生活。遗憾的是，“五四”以来，整体地看，当时感性的呐喊远过于理性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