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外语翻译
1.在当今的翻译研究领域，翻译行为的多视角研究成为热点，翻译伦理研究的兴起是其中的一抹亮色。法国著名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曾提出有必要思考翻译正当的伦理目标(Berman，2000:285；转引自彭萍，2008:24)。2001年《译者》（TheTranslator）又推出了《回归伦理》（TheReturntoEthics）专刊，凸显翻译界对翻译伦理问题的极大关注。
但是学者们的关注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例如LawrenceVenuti提出的“差异性伦理”（theethicsofdifference）（Venuti,1998:81）和AnthonyPym提出的“跨文化交际伦理”（theethicsof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Pym，2003:2）等。本文则侧重论述道德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因为译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浸染在舆论或伦理道德中，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并非会严格按照忠实的规约去操作，会出现译者有意识的不忠实行为，而这样的行为产生了什么后果，又会受到怎样的评价？本文就以发生在《叶问Ⅰ》和《翻译风波》这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身上的一系列事件为例，从语言文字层面和道德层面论述译者有意识的不忠实行为。
2.语言层面上的“不忠实”
传统翻译伦理建立在“忠实”的基础上。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译者要么对原文文本、要么对原文作者保持忠实（同上:1）。对比中西方翻译史，关于“忠实”的翻译是有着相似的根源的：中西大规模翻译活动（指笔译）的发起及其展开都与宗教文献的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是《圣经》的翻译，在中国则是佛经的翻译[……]他们都是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把原文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对着原文字斟句酌，逐行推敲,谨小慎微,殚精竭虑，惟恐在翻译时稍有不慎而影响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思想，从而歪曲了上帝的旨意、佛祖的教诲（谢天振，2010:5）。正是因为面对大量的宗教文献，使得信仰宗教的译者们都是诚惶诚恐地去翻译，所以才有了忠实的传统流传至今，这是翻译实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是译者在文本层面忠实于原作的表现。
但是传统的忠实伦理已经不在翻译理论中广泛流行了，因为它仍保持着对译者任务的一种社会偏见（Pym，2003:2）。这种偏见认为译者应该忠实于原文或者原作者，而且忠实伦理束缚了译者的能动性，增加了译者对原文或原作者负责的压力。实际上，在当今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是由译者、修订者、技术工程师甚至包括作者和客户等成员组成的一个小组来完成的，而不是由单独的译者去对整个事件负责（同上:2）。同时复杂的社会环境，道德、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等因素都对译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译者的个人伦理与职业伦理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译者会最终被迫做出激动人心的决定——他们愿意在何地、何种情况下去工作（Robinson,1997:25）。所以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时候会做出有意识的不忠实举动，而这种有意识的不忠实看似违背了译者的职业道德的约束，实则是为了在更高的层面获取更大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利益，而且涵盖了对译者心灵的慰藉等精神层面的利益）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此时就无法用具体的翻译策略来解释译者的行为了，而翻译伦理则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译者的这种行为给予了合理的阐释。
例如在电影《叶问Ⅰ》中至少有三处场景体现出了译者有意识的不忠实。首先，当三浦将军踢给叶问一袋他打赢后所获得的米时，说道：“再来吧”。
李钊翻译为：“他想让你再来”。叶问说：“我不是为这些米而来的”。李钊却翻译说：“他会再来的”。三浦又问叶问：“你叫什么名字”？李钊对叶问说：“他想知道你的名字”。叶问回答：“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李钊翻译为：“他叫叶问”。叶问要为同胞争口气，就挺身而出打败了嚣张的日本人，维护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在面对日本军官的询问时，显示了民族气节，给出了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答案。殊不知这样的回答定会惹怒日本军官，所以出于保护叶问的目的，李钊篡改了叶问的回答。
其次，当日本人跑到叶问好友周清泉的工厂去找叶问的时候，佐藤上校对着工厂的工人大喊：“叶问在哪里？”作为译者的李钊及时站出来对大家喊道：“大家千万不要说话”。此处虽然仅有短短的一句话，却将李钊的机智和勇敢描绘得淋漓尽致。李钊做出这样极其不忠实的翻译行为，一方面是为了稳住日本人，缓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工人和叶问的安危，确实不能让工人们透露叶问的下落。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既要保护工人免受伤害，又要确保重要信息不能外泄。
我们再来看第三处，三浦要求叶问教日本人学功夫，叶问回答：“我不会教日本人功夫，你那么想看我打，我就跟你打”。李钊译为：“他说他会好好考虑做教官的事，他还说想与三浦将军您切磋”。在这句话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李钊的用词。叶问说要跟三浦“打”，但李钊翻译为“切磋”，并且叶问用的是“你”，李钊在翻译时却替换为日语中的敬语“您”，语气上减少了许多锐气和锋芒，多了些缓和。
上述三处场景清楚地展现了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伦理不可能被忠实的概念所约束”(Venuti,1998:81)，所以译者突破了忠实原则的束缚，他/她没有选择与原文一一对应的翻译策略，而是根据场景，在不违背译者良心的前提下，自由发挥，所以出现了“不忠实”现象。事实上，译者作为一位社会人，他/她的翻译行为必定受到多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会加入自己的感情。而且从译者的动机来看，在感情层面上，李钊的翻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师傅不受到伤害。李钊作为一名译者，虽然被叶问骂为走狗，而且面对凶残至极的日本人，他自己被殴打致头破血流，但是仍然竭尽全力保护师傅及其家人免遭日本人的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