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学史观思考

周作人相比其兄鲁迅，鲁迅是批驳的，那么周作人是建设的；鲁迅更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周作人更注重人内心的发展。批驳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需要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缺失，而输入对现实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一文中，对当时已遭受批驳，而在新文化成长中“国粹”又酝酿勃兴的气氛下，倡导欧化，呼吸新的空气进来，“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目的是培育新的人，“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合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而中国文化，在周作人看来，是无性的文化，缺乏情趣的文化，是于生命成长、生机勃勃上，即个性发育上欠缺的文化。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后，流行的大众思想，周作人给以警惕，在《贵族与平民》一文中说，“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并指出对于平民的精神有着漠然的不满足，倡导文学上的贵族精神。具体来说，针对传统文化的缺失，周作人有哪些具体的主张呢？周作人重视儿童，喜爱儿童，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在儿童保育方面的盲点，“他们忘却了自己儿童时代的心情，对于正在儿童时代的儿童的心情于是不独不能理解，与以相当的保育调护，而且反要加以妨害。”接着指出日本文学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于中国的，“日本歌咏儿童的文章不但在和歌俳句中很多，便是散文的随笔里也不少这一类的东西。其中最早的是清少纳言所著《枕之草纸》，原书成于十世纪末”，对该书作者十分喜爱，称其“存留着女性优婉纤细的情趣”。在这一篇文章里，作者不厌其烦，一段一段翻译抄引下来，以引进新风：“留着沙弥发的小孩，头发披在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微微的侧着头去看东西，很是可爱。”“可爱的小孩暂时抱来戏弄，却驯习了，随即睡着，这是极可爱的。”

“肥壮的两岁左右的小孩，白而且美丽，穿着二蓝的罗衣，衣服很长，用带子束高了，爬着出来。”一段一段看下去，写的是婴幼儿的顽皮可爱。

这样的引用，可见推介之力。初生的婴儿给大人们带来人生的乐趣。孩子们是可爱的。这在一再强调“孝”的中国，是很缺乏这方面的表现的。作者喜爱童心，赞美童心，这引起了一定的影响，在张中良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上的“‘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指出“五四”时期，随着对儿童体认的逐渐深化，儿童文学翻译越来越贴近儿童世界。译介过来的外国儿童文学除了童谣、诗歌、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图画等一般文体之外，还有歌曲、滑稽画、音乐故事等对于中国儿童来说更为新鲜的样式。翻译方法有忠实于原著的直译，也有便于儿童领悟的译述，翻译时注意把原著中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句式、儿童的语态，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装帧印刷方面也颇下工夫，带给儿童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学乐园。

２００３年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写了孩子们对大雨的喜欢。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儿童与大自然融合，洋溢生机，代表着生命的新鲜，他们以自己的懵懂显示生命初始的元气。

对童心的提倡，对自然绿色的向往，师从周作人风格的废名的创作精神与之一脉相承。比如代表作《竹林的故事》。首先诗境的营构。小说中的三姑娘，是住在一片竹林中，“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再看三姑娘和爸爸一起捕鱼的事儿，请看河面上的情景：四五月间，霪雨之后，河里满河山水，他照例拿着摇网走到河边的一个草墩上———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为太阳射不到这来，一边一棵树交荫着成一座天然的凉棚。水涨了，搓衣的石头沉在河底，呈现绿团团的坡，刚刚高过水面。“绿团团的坡”，也亏废名能够形容的出，那茂盛的水，是怎样的生命感觉呵。

近来产生很大影响的当代作家丁宗皓，在谈论自己创作的散文集《乡邦札记》中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的深刻，并不在于发现生活的不足甚至黑暗，也不在于让这些不足得到完全的呈示。”［１］“没有哪一种生活是完美无缺的，乡村社会一样，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亦如此，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是有意义、有尊严、有爱的生活的一面。我要写的，是乡村生活的这一面，我选择写出这一面，而不是另外的，比如让人感到苦难、绝望无助的那一面。我想我有这个权利，表达我喜欢的生活期待。”［２］我认为这可以很好地诠释周作人与其弟子废名的文学创作观念。当代作家与２０年代的周作人及废名，是有着精神上的隔代共鸣的。

周作人倡导“梦想”精神。鲁迅曾在《阿长与山海经》中，记叙过自己儿时对神话传说的喜爱，那个深切的愿望，无意中被乡间保姆给满足了，引发他对这个保姆绵长深切的爱。神话是人类的童年，那些神话，给我们带来的是多么无羁的畅想。作为一个个体，从幼年到成年，仿佛与人类这个种群的发展一样，个体的与种群的历史，是叠印在一起的。我们需要种群的幼年记忆。记得自己幼时能够接触到的有限的神话，一是在报纸中缝，看到盘古开天辟地神话，说地球原先如鸡蛋一样，这引起我的遐想；后来又在查字典中，不知“刑天”是什么，一查方知，砍去头颅之后，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舞着干戚，当时或许正处于身体发育时期，关于反抗复仇这样的肢体想象，实在已经膨胀，无法想象。的确，神话给我们带来的是某种压抑之后的畅快。周作人表达了他对神话的喜爱，“在我们个人我幼年时候所最喜欢的是《镜花缘》。———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余年前的著作，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２］这一梦想精神的倡导，是有着对现代都市物质文化的反叛的，周作人引用科伦的一篇序言中的话：“我们在他的著作里几乎不能发见一点社会的思想。但是，却有一个在那里；这便是一种对于减缩人们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对于凡俗的都市，对于商业的实利，对于从物质的组织所发生的文化之严厉的敌视。”不满于都市物质实利精神窒碍的现状，引用西方现代派作家王尔德的看法，“王尔德有一篇对话，名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ｌｙｉｎｇ（说诳的衰颓），很叹息于艺术的堕落。”并申说，“科伦在丹绥尼的《梦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说：‘养活他们的惊异的精神，惊异在人是神圣的。’”最后他奏响文章的强音，“梦想是永远不死的。”现代社会中人还有梦吗？仿佛没被污染的大自然已难存在一样，我们的精神因为物质实利科技已经压瘪，近于窒息。在物质科技实利的裹胁中，我们只有在这汽车的拥堵和尾气中勉力生存。但大自然、梦想是人类不灭的追求，曾经迷失过，现在仿佛是基于生命的本能，重返自然，寻找那原初的神灵。我亲眼目睹“十一”国庆旅游时节，多少人不远千里，蜂拥着爬山，欣赏山水，玩赏久违清澈的溪流，大石包围着的清澈的溪潭。在这里寻找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