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象翻译创新思考

一、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机械的、一对一形式的转换,需要译者细致入微的思维活动,以便体察到原文的深层结构所体现的概念意义,把原作的思想内容、感情色彩、风格特征等尽可能忠实地传达给读者。原作语言与其民族语整体语境及文化社会语境和谐、融洽,而且原作者的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等都是原语读者所默认的,但这在陌生的目的语语境中显得突兀而且异类。因此,译者作为在原语语境与译语语境中来往穿梭的使者,他(她)必须对原作的语言和所依附的文化信息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译作便是译者在原语与规范的译语之间不断调和、妥协以竭力弥补认知语境差异的创造性成果。虽然现代翻译研究着重强调“以译文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但无论翻译研究兜多么大的圈子,“等值”问题始终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所在。事实上,翻译研究的任务并不只是对比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对应量,关键是“其实现的过程,即每个译者实现等值阈的内在因素,与其在不断而无奈地规范翻译等值,倒不如探索等值阈实现的过程”(姜秋霞2001:50)。因而,本文试图从译者角度,就关于影响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创造中“等值阈”的认知语境差异作一些分析和探讨,以供商榷。

二、文学形象语言“第二自然”创造与翻译中的“等值阈”

文学形象语言是以具体形象为手段,来描绘事物的特征、本质规律或抽象的哲理,为读者的思维提供一个形、色、声俱备的意象。正如刘熙载先生在《艺概》(1978)中所做的精辟论述:“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换句话说,作者将自己的情感与思绪恰如其分地融入物象中去,选取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来描绘景物,使作品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原文作者凭借语言作为媒介,对原自然进行了真实的写照,塑造出一系列可感性艺术形象来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物的内心感受,为读者提供了诸多如临其境的艺术氛围。文学作品中形象的塑造就是指能够真实反映原自然的“第一自然”创造,而译者的任务则是在全面分析、研究“第一自然”的基础上,将原语所体现的语言、文化、艺术、历史及美学等方面的色彩最大程度地摄入到译语中,使译文能够真实而自然地反映“第一自然”的全貌,帮助译文读者能够产生像读原作时一样的启示、感动和审美经验。因此,文学形象翻译的“第二自然”创造则是指译者以原文为制约标准,从作品的意义、形式、风格和审美等方面入手,使译文以最自然而完整的方式重组再现原文的形象信息。

郑海凌(2000)曾将译者对“第二自然”的创造分为“离形得似”、“笔补造化”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三个层次。意思是说,译者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及相关图式知识,将原作中提供的语言符号体系在自己的大脑中重新转换为同原文作者脑海中原来的审美形象基本一致的审美形象,也就是将译者的审美经验与作者的审美经验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使原作中的艺术意境转化到译文中,并通过译文的语言加以再现。

因此,文学翻译首先要按照一定的美学原理进行再创造活动以展现原作的审美意象和美学价值,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实现的关键是在“再创造”过程中下功夫。许渊冲先生(2003:339)认为文学翻译不但要译词,还要译意;不但译意,还要"译味"。所谓文学形象翻译的创造过程就是指“译味”的过程,译者忠实于原文却又不拘泥于原文,从众多的表达手段中选取一个最恰当的去再现原文的内容、风格、审美思想和意境。正如奥泽洛夫对翻译中存在的这一辩证法的概括“接近原著有时反脱离原著,脱离原著有时却是接近原著”(刘宓庆,1999:220)。在保持言内之意不失真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译出言外之意,从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审美经验。所谓审美经验(aestheticexperience)就是指“审美主体在体验艺术美时所产生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是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反映和反应,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以特殊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彭立勋,1999:36)。可以说,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之桥,对作为审美主体的译文读者产生审美的愉快,使审美主体不仅为之吸引,而且为之动情,从而在内心引发强烈的审美经验。

因此,译者必须把握原语深层结构中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特质并加以综合,以求再现这些特质的和谐美。如林语堂先生将李清照的《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译成“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译文巧妙采用七个双声词,并重复使用so,强化了一种萧索悲切的气氛,表达出词人在黄昏细雨之后无奈而孤单的心境。可见,审美主体(读者)对审美对象(译文)所产生的情感反应有助于原作创作意图的延展,使译文焕发出新的情趣和意味。也就是说,文学形象翻译的“第二自然”追求的应是神似而非形似,中国的水墨画在数峰清苦与一叶扁舟之间只不过是一片空白,却给人烟波浩渺之感,所谓不落一笔,尽得神韵。译者若能传达原文中“笔墨之外”的东西,必能得其韵致,传其意境。

可以说,文学形象翻译“第二自然”创造以形象思维为主。具体语言符号通过对具体描写的对象在译者中引发联想,间接作用于人的感观,唤起知觉表象,诉诸人的情感体验,激发人的道德评介和哲理思考,使人获得强烈的审美体验。而译者只有善于利用这一特点,才能使笔端的形象鲜明而富有个性,最大程度、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各种信息,因此,这里涉及一个“等值”的问题。

何谓等值?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1964;1969)通过研究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中心,译文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则失去了交际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奈达提出了“等效翻译”的理论:译文在译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因而必须调整信息量以适应信息道,从而克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此,奈达又提出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即原语和译语之间形成最贴切、自然的对等。翻译和创作一样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奈达的“等效”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对提高翻译活动的社会效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翻译界对此已有定论,即“等效”论的局限性是理论上言之有理,实践上未必处处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