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外语翻译
近年来，互文性之于翻译的作用与意义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与探讨(杨衍松，1994;蒋晓华，1998)。笔者在学习研究这些成果时，发现关于互文性与翻译的研析多从源语文化角度展开。具体说，就是将外互文性(extl习textuallty)之于翻译的探讨定格在源语文化的框架之内来阐述如何在译人语中转存源语文本中的外互文因素。然而，关涉到两种语言转换、两种文化传通的翻译活动是在译者这一能动因素的参与下进行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为提高译文的表达效果，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常常诉诸于“跨文化互文”这一手段，即译者将外互文性定格在目的语文化的框架内。
这是翻译实践中转存外互文性因素的另一类文化互文现象，值得研究与探讨。
所谓外互文性，是指互文性被看作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参照关系，在这种互文参照里融进了文化内涵与知识结构(B田tlles，1970;玩.人e，1985)。翻译实践中，外互文性之于源语文化文本与目的语文化文本的功能是相似的，都旨在增加言外之意、增强感情色彩、引发读者的联想，从而深化读者对原作题旨的感悟与解读。
但其实质则有差别，外互文性之于源语文化文本是源语文本本身所固有的，是源语文本作者的创造;而外互文性之于目的语文化文本并非指源语文本中存在的外互文性因素在目的语文本中的转存，而是指译者在不失原作题旨的情况下，为影响和感染目的语读者而创造出来的与目的语文化形成互文的东西，即前面所说的“跨文化互文”因素。因此，此时此地的外互文性因素不再是源语文化文本所固有的。以下从词语、短语/句子、篇章等几个层面对文学翻译中跨文化互文因素作尝试性讨论。
一、词语的跨文化互文
词语是表情达意最基本的语言材料，语言的文化意义也最易于在词语层面上体现出来。
词语的意义一般分为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
前者是其本身原有的意义;后者则与其历史沿革有紧密关系，有时其涵义经前人提炼、加工和创造变得较为固定而在语言实践中相递沿袭下来，成为被人们所接受的一种情韵符号。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为了取得更好的达意传情效果，往往会对这些承载着诸多情韵的语词符号十分喜爱，特别在诗歌翻译中更是如此。
(l)原文:夜雨寄北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通常对此诗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是写给远在北方的妻子;一种认为是写给远在北方的友人。根据WitterB”iner的译文，译者选择了后者，译的是作者对远在北方友人的深切怀念。笔者认为，诗中三、四两句突出体现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怀念，而最后一句“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话”在译文中通过“voice”一词的跨文化互文得到了巧妙的传达。在英语文化中，“voice”一词往往给人追忆往昔、心向神往、情真意切、爱恋有加的联想。
(2)原文:归园田居
(三)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沽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foldshout1hear;/Fromh说tohiUitseemsto56pass/Aioncefaroff，阴dnear.(W.Wd记-sworth)”.等等。从上例中可以体会出，“hills”是诗人深切热爱的故土，也是诗人闲适徜徉的乐园;是诗人笔下赞颂的美景，也是诗人心中情有独钟的一方净土。比照参读，thesouthemhills虽未能全部转存“南山”的情韵义，但通过其跨文化互文却将作者“性本爱丘山”的情怀、情趣再现殆尽。可顺便提及的是，华氏(W.Wordsworth)与陶渊明的诸多相似之处从他们对语词意象“山/hill’，的情怀中可见一斑。
二、短语/句子的跨文化互文
“一句之奇”(《文心雕龙》)足“成一篇之美”(雪莱)，“为人生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说的虽是作者的创作，然而“奇句”、“佳句”或“佳构”一经诞生，它们就会贴上作者的标签，个人情感的，创作风格的，处世哲学、人生经历的，或时代特征的，等;它们也就会打上其所在文本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的深刻烙印。宋祁以“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被人称为“红杏尚书”;谢无逸以“飞随柳絮有时见，舞人梨花何处寻”，被人呼为“谢蝴蝶”;贺方回以“一川烟草，满成风絮，梅子黄时雨”，被人叫做“贺梅子”。“C七vemmentofthe伴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让人想起美国总统林肯(Ab斑山amUneoln)、美国内战、内战中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阵亡的将士、葛底斯堡之于美国的历史意义等;其语言形式所呈现的节奏、力量、气势、感召力等也深入人心。翻译实践中，译者为表情达意之需，为更好地影响、感染译语读者，往往会对前人的“奇句”、“佳句”或“佳构”有所借鉴或仿效，从而取得跨文化互文的艺术效果。
(3)原文:S卿Bi油
译文:失群的鸟
—周策纵译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肠卯re)一诗集的书名，若直译也许是《迷途的鸟》，郑振铎译成《飞鸟集》，而周策纵译为《失群的鸟》，并在其译序中写道:“•••••一九五二年春天住在美国密西根安娜堡时，每天盼望着爸爸来信，总是消息杳然。那时我已知道大谋哥去世了，却想不到爸爸也就在那时候永别了我们……”译者有感于当时自身的境况，遂将其译为“失群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