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文学史论文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关“文学史”的研究，从晚清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算起，已有几代学人投身其中。作为二十世纪八?年代崛起的学人中的一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自1985年与钱理群、黄子平一起主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而闻名学界迄今，已然是该领域成就斐然的学者。如果说，在早期的“三人谈”中，陈平原通过对“现代文学”、“新文学”等概念的质疑，只是尝试从观念上突破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施加给“文学史”书写的束缚，那么，从1995年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和1996年《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等专文开始，陈氏则真正从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两方面展开对“文学史”的专门论述。今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的《假如没有“文学史”……》、《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两部新著，收录了包括以上两篇专文在内近七十万的文字，可以说是陈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
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有关“文学史”的书写及研究，一度集中于对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作家、作品及相关思潮、流派的介绍与评价。如此单一的标准，难免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也由此导致了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出现和“重写文学史”大潮的兴起。基于此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新文学”等概念的探讨，陈平原教授随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著作①，虽然内容上与以往的“文学史”著述有所交集，但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上却是迥然有别。这种差别，与陈氏在“三人谈”后对“文学史”的形成、建构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密切相关。
与同时代“重写文学史”大潮中高举“文学性”、“民间立场”等大纛的学者稍有不同，陈平原在自觉避开意识形态笼罩的同时，深入反思“文学史”在整个人文学科中的“合法性”地位。早在《探究文学史的形成》②一文中，陈氏就提出，“应该追问作为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著述体例三位一体的‘文学史’，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而在稍后《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中，陈氏更指出，反省学科的根基而不是具体结论，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除了共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更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与追忆、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等密切相关。”③有鉴于此，陈氏极力倡导一种跨越原有学科边界的研究，而他更是身体力行，自二十世纪九?年代中期开始，十多年来着力在教育史、学术史等不同学科的视野中展开对“文学史”的理论探讨与实际研究。而《假如没有“文学史”……》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两部新著，正是陈平原教授这一期间的阶段性成果。
《假如没有“文学史”……》是一部学术随笔集。除《小引》外，包含了“何谓‘文学史’”、“新旧文学史著作”、“文学史会议及文集”、“另一种‘小说史’”、“文学史研究新视野”等五辑。这五辑的内容，除了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诸多“文学史”散论外，还收录了大量相关著作的序跋、小引、后记以及学术会议的发言稿等。虽然都只是学术随笔，从整体上看，这些文字的主旨，大都与陈氏对“文学史”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思路有关，其中有些篇章，更可作为其相关著作的内容纲要或有力补充。因而，透过这些“逸笔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的文字，读者仍能一窥陈平原教授最近十多年来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理论主张与学术思路。
在该书《小引》中，作者指出，对于什么是“文学”，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怎么看待文学史课程及著述，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思想史、学术史立场之外，必须兼及教育史的视野。如此思考，除了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学术判断外，还有其从事教学实践的切身体会。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存在，首先与学科设置有关，是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物。
因而，在该书的第一辑“何谓‘文学史’”中，陈氏就有多篇文章涉及“文学教育”的相关讨论。比如，《假如没有“文学史”……》一文中，作者看到了“文学史”巨大的现实功能，认为“‘文学史’的写作，蕴含着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史’的教学，更是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最佳途径。”但现实是，“中国的‘文学教育’，主要问题出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背后确有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处不赘)，窒息了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因而，对于二者之间的乖离，在《“文学”如何“教育”》一文中，作者指出了问题所在:一方面，“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积累相关知识，还是提高欣赏品位，学界并无共识”;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作为大学课程设置中的一个学科，“文学史”学科边界的界定，“更受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意识形态的需求、教育体制的变更、校园政治的冲突等因素的影响。”或许因为洞察了“文学史”学科不无尴尬的现实处境，在同一辑《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一文中，陈氏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将学科建制的需要与学者的个人著述区别开来:“举例说，在国家教委正式下达命令之前，大学教师无权自行取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但撰写研究著作，却不必介意是否符合‘教学大纲’。”而事实上，也唯有保持这种明确的区分意识，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才不至于出现在第四辑《宝玉的意淫与柳生的侠义》一文中作者的慨叹:许多长期任教大学的教授如吴组缃先生，对完整的“文学史”(小说史)叙述过于迷恋，乃至将其定为晚年学术冲刺的目标，实非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