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文学史论文
新世纪以来，汉语文学作品的数量与其所经受的非议呈同步升级之势。网络发表的绝大自由、出版门槛的空前降低，确使汉语写作一时泥沙俱下、泛滥成灾。不少人对新世纪文学振振有词地发泄不满和失望，但亦难免一个简单的质疑，即批评者是否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其视野是否遍及新世纪文学场域的每一角落，每一部作品。尽管要求阅读所有作品未免强人所难，但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盲目与独断同样不能令人信服。真正有意义的，当是踏实地回到鲜活生动的文学现场，捕捉具有闪光艺术质地的作品，跟踪在文学边缘化境遇中执着探索的严肃写作者，方能聚拢对新世纪文学的整体印象和价值判断。
何锐是业界公认的具有艺术眼光及文学良心的少数几个编辑家之一。为了让读者对新世纪小说创作概貌及实绩有一个见斑窥豹的认识，他曾于2010年选编了四卷本《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中的作品，主要选自他长期主编的作为纯文学重要阵地之一的《山花》杂志，本已能起到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效果，但在这种选编方式获得诸多业界人士肯定、引发较大反响之后，何锐遂继前志，不辞劬劳，续编了“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第二辑”。这套丛书共五卷，分别为《回应经典》（两卷：“70后作家小说选”及“实力作家小说选”）、《感觉城市》（中国城市小说选）、《守望先锋》（中国先锋小说选）、《把脉70后》（新锐作家再评析）。其中的作品及文章已经越过《山花》，拣选自更大范围的文学期刊，因而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展现新世纪小说发展的轨迹和成就。尽管新世纪小说数量繁多，犹如恒河沙数，但是何锐的精心与慧眼，使得读者透过这套丛书中的精彩之作，至少能把握新世纪十年小说写作的一息脉搏，顺带洞穿那些甚嚣尘上的新世纪文学业已堕落甚至死亡的不实之词。
一对于小说家而言，长篇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文体。不论是50、60年代出生的名家，还是70后文坛新锐，在新世纪都踊跃写作长篇。这其中当然夹杂着功利目的驱使。历史上确实不乏作家在经济利益的促迫下写出杰作的，比如巴尔扎克。但是巴尔扎克写作无疑绝不仅只是为钱。一旦作家为文学以外的因素攫住，要想写出好作品，特别是好长篇，是绝无可能的。长篇应是作家顺势而为而非勉为其难的结果，是作家丰厚的经验累积、饱满的情感蕴蓄、宏深的思想知识、广阔的想象力及卓越的叙事才能一同造就的产物。许多成名作家在90年代已经写出不少作品，耗费了大量写作储蓄，在新世纪其实已无多少“家底”，却又想“起高楼”，铺排大场面，难免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于是松弛、涣散、稀薄的写作陋相不时泄露，使人怀疑其创作动机并非指向文学，而是名利。
倒是在被他们视为“练兵”的短篇写作中，往往不乏凝练、有趣、想象奇特、含蕴深遥的精彩之作。《回应经典》卷一“实力作家小说选”收入的50及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短篇小说，让我看到了这些作家在新世纪长篇写作之外的生机活力。这些短制确实达到了短小精悍的艺术至境，于细微中见广远，含深意于言外，而这些又都消融在极富戏剧化、趣味性的故事叙述中。故事好读且耐人寻味———我想，这大约是回应经典的写作姿态，也是编者筛选作品的价值依据吧。
编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功，要编出好故事却远非易事。故事要有戏剧性，必然要有偶然事件来支撑，但用偶然事件来离析现实，处理不当则易流于虚假浅薄。好的故事总是能以跌宕起伏的叙述出人意料，予人趣味，同时切开现实的外壳，以实击虚，裸露现实不为人知的内相。失败的故事往往只在现实表象上游走，故事结束后，现实本貌依然云遮雾罩。麦家的《两个富阳姑娘》以女性的身体私密为叙事焦点，却不是在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借此剜出政治体制与封建道德合力吃人的罪恶，通达对荒谬历史及人心秘密的深刻剖白。莫言的《木匠与狗》用一个略带荒诞的民间故事，曲径通幽地穿透人与万物应该和谐共存的生态主题。叶兆言的《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漫不经心地絮叨着一桩寻常的家庭婚变，其用意则在揭示世俗生存中人心渴归真纯的永恒冲动。
《地球上的王家庄》经由貌似陈旧的公社生活叙述，不经意间抵达了对人的超越意识的生动写真。必须承认，范小青的《生于清晨或黄昏》里的巧合过多，略有夸张失实之嫌，但却道破了日常生存的隐秘真相，现代人置身于被表述与被建构的符号体系中，因着能指与所指结合的极大随意性，身份认同难免主观虚构的性质。
在文学史上，许多短篇经典能以“四两拨千斤”，其紧要秘诀之一在于围绕人物来做文章。故事尽可千变万化，叙述不妨花样百出，但是都须在人物的统摄下进行。
只有在人物经营上下足工夫，把人物写活，写深，叙事才不仅不会沦为一盘散沙，在虚构中迷失方向，反而能显出作家对现实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准确的概括力。刘庆邦的《到处都很干净》的情节十分波俏，却不显离奇，主要得益于作者始终把人性披露当作叙事核心。艾伟的《小卖店》不像大多数底层文学那样，对妓女做概念化的简单图解，而是避开堆砌妓女辛酸际遇的陈旧俗套，着力于开掘妓女丰富幽微的内心世界，把妓女从各种符号标签所建构的脸谱中还原出来。孙惠芬的《狗皮袖筒》侧重于捕捉人物的内心流变与精神层次，使之富有个性和立体感，给人深刻印象。
如果熟悉迟子建与红柯的小说，不难发现本卷中《采浆果的人》与《额尔齐斯河波浪》两篇小说分别代表了两人写作风格的精华。前者体现了迟子建温婉从容的一贯笔调，以散文写意的语言传达作者对人生与自然的体味，整体意绪与叙述风格神似于萧红。后者秉承了红柯偏爱阐发人的神性的写作宗旨，但又规避了红柯许多小说中轻视故事结撰的写作毛病，能把人物奇特的性格描述与情节叙述融合起来。叙述上也不似他许多长篇那般放纵凌乱，显得更为沉稳明晰。在此意义上，这篇小说可以视为红柯叙述艺术已臻成熟之境的代表作。同样属于超越自己写作陈弊之作的还有李洱的《斯蒂芬又来了》。李洱常常自矜于能以嘲讽的笔法、多变的叙述手段巧妙建构虚无主义的小说思想，殊不知却掉进了智性写作缺乏情感体验的叙事陷阱中。这篇小说显然走出了李洱自设的写作牢笼，对底层平民不惜代价奋斗翻身的可悲行为所做的不动声色的讽刺，不禁让人想起张天翼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