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建构实践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文学经典构筑的文学的历史。韦勒克曾指出:“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在韦勒克看来:“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因此，“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①。

夏志清不同于其他文学史家也正在这里，他把文学史的建构专注于文学性，即文本的细读，以及文学经典的重新发掘上。

(一)夏志清曾说:“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thediscoveryandappraisalofexcellence)。”这成为他文学史建构的重要信念，并说:“这个宗旨我至今仍抱定不放”②。他在他的文学史文本中说:“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准则。”③从以上叙述可看出其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取向:一是文学性的注重，这是他文学史建构的基础;二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即文学经典的挖掘与确立。这是他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原则。夏志清撰写其小说史时西方正盛行着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如形式主义、新批评、叙事学、结构主义等，这些批评原则无疑对著者有重要影响，而新批评则是其文学史建构最主要借鉴方法，他对此毫不隐讳:虽然我一直算是专攻英诗的，……西洋小说名著尽可能多读，有关小说研究的书籍也看了不少。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新批评”派的小说评论已很有成绩。1952年出版，阿尔德立基(JohnW.Aldridge)编纂的那部《现代小说评论选》(CritiquesandEssaysonModernFiction，1920－1951)，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英国大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那册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GreatTradition，1948)，刚出版两三年，读后也受惠不浅。李维斯最推崇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康拉德四位大家。简•奥斯丁的六本小说我早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全读了，现在选读些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的代表作，更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①由此可见，当时盛行的新批评等方法无疑让著者受益，直至暮年他还念念不忘:“我早年专攻英诗，很早就佩服后来极盛一时的新批评的这些批评家”②。因此，在他的文学史叙述中，关注文学性，注重文本的细读等新批评方法则成为其文学史建构的重要手段。“文学性”或文本的审美特征是决定一部作品能否进入他文学史的先决条件，这是夏志清小说史选择作家作品的重要尺度;而文本细读则是夏志清文学史叙述的重要方法，在对文本细读中常常能从文本的外在表层深入文本的内在深层，从而探索文本背后的内在涵义，这些方法使他对现代中国文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解剖常常游刃有余。如他在对鲁迅《药》细读后指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尝试建立一个复杂的意义结构。两个青年的姓氏(华夏是中国的雅称)，就代表了中国希望和绝望的两面，华饮血后仍然活不了，正象征了封建传统的死亡，这个传统，在革命性的变动中更无复活的可能了。夏的受害表现了鲁迅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悲观，然而，他虽然悲观，却仍然为夏的冤死表示抗议。

在该小说的结尾，华、夏的母亲上坟时所见的花环，夏的母亲幻想这正是她儿子在天之灵未能安息的神奇兆示，著者分析说:“老女人的哭泣，出于她内心对于天意不仁的绝望，也成了作者对革命的意义和前途的一种象征式的疑虑。那笔直不动的乌鸦，谜样的静肃，对老女人的哭泣毫无反应:这一幕凄凉的景象，配以乌鸦的戏剧讽刺性，可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③。夏志清对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的分析中，指出:毫无疑问地，鲁迅的意图显然是把他的朋友描写成一个失去意志的没落者，与旧社会妥协。然而，在实际的故事里，吕纬甫虽然很落魄，他的仁孝也代表了传统人生的一些优点。鲁迅虽然在理智上反对传统，在心理上对于这种古老生活仍然很眷恋。对鲁迅来说，《在酒楼上》是他自己彷徨无着的衷心自白，他和阿诺德一样:“彷徨于两个世界，一个已死，另一个却无力出生。”鲁迅引了屈原的《离骚》作为《彷徨》的题辞，完全证实了这种心态。④

这种由作品、作品人物、再深入探及作者内心世界的方法，早已超越一般新批评单纯的文本细读。同时，夏志清在分析文本时常从外在表层深入作品背后的内蕴时多注重作品的象征，以及作品中意象所传达的深刻内涵，如上面分析《药》华、夏姓氏的象征，作品结尾所出现的“花环”意象的内蕴。对《肥皂》的分析亦是如此，作者指出:《肥皂》惯用的方法是讽刺，可“故事的讽刺性背后，有一个精妙的象征，女乞丐的肮脏破烂衣裳，和四铭想象中她洗干净了的赤裸身体，一方面代表四铭表面上赞扬的破旧的道学正统，另一方面则代表四铭受不住而做的贪淫的白日梦。而四铭自己的淫念和他的自命道学，也暴露出他的真面目。几乎在每一种社会和文化中，都有像他这种看起来规规矩矩的中年人”①。事实上，“意象”、“象征”，以及“隐喻”等常是夏志清进入文学文本的重要视角。他评价张爱玲小说“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这些意象多为暗喻，具独特象征内涵，“张爱玲的世界里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多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着冷笑的月亮。月亮这个象征，功用繁多，差不多每种意义都可以表示”②。对《金锁记》的叙述更能体现他文学史的建构原则，他在细腻的阐释了该作品后，分析女主角曹七巧在与姜家争夺财产的勾心斗角中，甚至在对儿子、女儿、媳妇“畸形”的折磨中她也渐渐地老了，她常常回顾自己一生“青春生命的浪费”，在寂寞中独自咀嚼一次次“空虚胜利”。以下是夏志清对该作品结尾的精彩分析: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娜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字的力量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么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发悚然之感。诗和小说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③《金锁记》无疑是张爱玲最成功的作品，作品结尾无疑是最精彩难忘的细节，而夏志清对“翠玉镯子”、“苍蝇”等意象的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娜斯塔霞这一人物形象的比附，约翰•邓恩有名诗句的借用，这些直剖曹七巧人性深处，这无疑是最能体现夏志清文学史叙述风格，以及其文学史叙述最成功的地方。此外，左翼作家张天翼，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钱钟书等就是通过文本细读来发掘文学经典并确定其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