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代文学的精神理路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带去大量从军人员。当年的“六十万大军”如今还健在的，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兵。老兵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在当代台湾文学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其形象有不同的变化。从白先勇到陈映真再到丁伟民、钟延豪、张大春，直到苏伟贞、朱天心、孙玮芒、王幼华、履疆、张启疆等等，“老兵形象”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承载着不同的主体意识。但是我们无疑又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老兵形象”身上探照出其共通性，即他们都经历了从“守望与失望”，到“迷失与救赎”，最后到“归来与流浪”这么一个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磨难过程。

谈到“老兵形象”，自然绕不开的一个概念就是眷村。所谓“眷村”，是指1949年国民党当局为迁移台湾的中下层官兵及其眷属提供的住所。

“眷村”是台湾土地上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产物，其中老兵们的聚合并非出自血缘的、宗族的关系，而是由于共同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背景。他们以“外省人”的身份自成一体，怀着“落难”、“悲戚”、“怀乡”的心态与周围环境保持着距离。眷村不仅是外省第一代在异乡的落脚地，也是外省第二代出生成长的地方，它铭刻着历史动荡中迁移台湾的老兵们的集体记忆，也提供了一扇观察台湾当代“老兵形象”变迁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波谲变幻的窗口。

一守望与失望1949年国民党作为败军之师困守于台湾，随行前去的大量将领士兵在所谓“卫国”思想的感召下，几乎无一例外地急切地向往回到故土家乡。

但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已不是地理空间之隔，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使得这群老兵永别故乡。

在众多塑造老兵形象的文本中，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岁除》、《梁父吟》、《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国葬》中的“老兵形象”正是“守望精神之乡”遂又不得不接受“无法回乡”这一残酷事实的一类。《岁除》里的赖鸣升是当了一辈子的兵，因年老退役在荣民医院成了厨房里的买办。

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当过连长，随后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那些烽火连绵、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成就了他人生的巅峰，并成为他记忆中最荣光、最神圣的记录。赖鸣升是《台北人》中不肯面对现实、沉溺在往昔的荣光回忆里的典型角色之一。又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老兵王雄，始终抱有“怀乡的哀愁”，牵挂“那头”的家乡以及家里的“小妹仔”，在和“我”关于对岸大陆的对话中，得知“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隔得那样近”等信息，从而借投海自杀之举以期通过“赶尸”的办法回归故乡。但是王雄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飘走”。王雄最后的“归乡之路”也断绝了，其灵魂永远孤零零地飘荡在异乡之岛。《梁父吟》里的王孟养、朴公，《国葬》里的李浩然以及忠心耿耿的老侍卫，有的是位高权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的是位居下层的普通士兵，有的仍然留在军中，有的已经被抛入社会底层，“失势和失意是这群人最大的特点”。［1］

无论是守望旧日时光还是虚妄的政治理想，老兵们终由精神上的守望陷入失望的境地。由于怀着“反攻大陆”、“战士授田”等美梦，所以很多人没有考虑过生活起居以及未来工作等基本问题，再加之当局对大部分下等士兵的无暇顾及，导致下层官兵陷入升迁无望、回归无期、日渐老迈的重重困境。反映在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往往是不约而同地侧重展现老兵们的精神失常和种种变态行为。如钟延豪的《金排附》、黄验《冷热胸膛》、履疆的《排附和我》等描写的是在当局政治谎言的蒙骗下仍然“恪守尽职”的老兵们的精神变态现象。张大春早期的《鸡翎图》中担当伙夫的老兵竟将他饲养的一群鸡当作自己留在大陆的“亲友的化身”，将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寄托于此。当部队转移时，遂做出宁可棒杀，也不贱卖的疯狂举动。丁亚民的《冬祭》表面来看是一个闹鬼的故事，退伍老兵老张在由人变成“孤魂野鬼”之时，不忘大骂学校校长向日本卖国求荣的举止行为，老张疯癫的背后是一颗不被众人理解的“爱国心”。作者借老兵形象嘲讽当局统治的目的不言而喻。同样在钟延豪的《故事》中，服役期已满的老兵始终等不到退伍令而导致心理变态，已经退伍的老兵又因生活没有保障而惨死工地，作者借写这些被抛入社会底层的老兵悲剧表达对当局统治的不满与失望。桑品载的《向往一场战争》中，老兵们为了去“对岸”散发传单、插国旗而白白送命，老兵的“愚昧尽忠”表露无遗，当局统治的荒唐更让我们汗颜。

老兵们的苦苦坚守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蛊惑，“反攻复国”、“为国尽忠”这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则让老兵们的守望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符号。因此老兵们的命运也就承担了更多的现实悲剧意义。钟延豪的《金排附》中的金排附在忍住悲痛劝慰我“这么多年，打死的老百姓太多了……”时那一份撕扯的内心痛苦，王幼华的《慈母碑石记》中被遗忘在南海群岛上的士兵，那一份焦灼到凄厉的等待，这样一种痛苦的守望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黄验《冷热胸膛》中的郭子仪最大的疑问:“是我对不起国家，还是国家对不起我?”在“为国尽忠”的所谓“信仰”下的守望已变得毫无意义。失去的版图已不在脚下，家乡的沦落已是既成事实。

国民党当局统治的虚伪与黑暗，老兵们感到由外而内的失望，加之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和心理上的无所依托和变态发狂，导致老兵们在精神上的迷失遂希望在困顿、压抑的现实生活中寻求肉体的解放和精神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