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发展特征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不只政治关系如此，经济关系亦如此。一个国家若欲闭关自守，只会有一种前途：被人类文明所抛弃。

文学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学只有走进世界文学的大潮，才会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前进的里程碑与路标。尽管它同世界上任何奖项一样，无论多么诚信与公正，但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存在与发生。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伟大的历史性功绩，不能否定它对世界文学主流的昭示力量。在它面前，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可匐伏膜拜。看重它，争取它，不急不躁，以平和心态对待它。

平心而论，若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史来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和沈从文，均具备摘取桂冠的资格。然而，由于种种说得清或说不清的原因，中国作家毕竟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了。近年，华裔外籍人士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不管评委会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作为大国公民，都可以用宽厚的胸怀对待与接纳，不可以有小家子气。若说意识形态原因，难道我们自己还表现得不充分吗？关心当代文学的人们难免对它的前途予以关注，就中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可不可以以及何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往往也会对此作出或此或彼的预测。

今日之中国文学，是昨日中国文学之继续。

我们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基点的评估，会有利于我们作出较为准确的描述与预测。

一特定的生存环境促成中国当代文学独自的运行轨道与风貌。它已走过60余年风雨崎岖的路程。从表相看，这是一个由孱弱而经历曲折反复不断走向繁荣兴盛的过程；从深层看，这是一个由文学的被动走向主动的过程，是一个文学觉醒的过程，是一个文学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实质是，真、善、美的运行机制由非良性状态向良性的转化与调整。

这一独特的运行过程与实质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基本特征。对于发展特征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与发展规律。为此，我们主要从动态与深层去探求当代文学发展的独特个性亦即基本特征。

多变与反复交织的轨迹，是人们首先看到也是最易觉察的特征。过去，有人把当代文学称之为社会与时代的“风雨表”、“温度计”，如果不把它作为对当代文学的要求，而看作是对当代文学历史的某种比喻性描述，倒也是相当恰切。

1956年文学创作的初步解放，1957年文学遭受的灾难，1958年文学创作的浮夸风，60年代初的调整，随之而来的批判，“文革”对文学的扼杀，“文革”后的复苏与发展，以及以《武训传》的批判为滥觞的频仍无休的文学批判运动，这一切都说明当代文学如“风雨表”、“温度计”。一般多变、易变。这种变化呈现为具有一定振幅的摆动，呈现为一种由此到彼、由彼到此的反复性。当代文学正是在这种否定、肯定的摆动中前进。

形成多变与反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直接的、主要的原因是，对文学的主观干预与文学发展规律的背离。质言之，对文学的行政干预和其他干预往往是违反文学规律的主观行为。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的对抗，使得文学的发展表现出长久的不谐调、不平衡状态。这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征。在“文革”及其以前，对文学的主观干预多种多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种种片面、狭隘的要求。文学创作严守这些要求时，即走向萎顿；而摆脱这些要求按照文学自身规律发展时，就会走向兴盛。这也是当代文学发展中多变与反复的主要内容。

文学发展规律并不是超脱尘世的存在，而是由人的实践所体现的。一些认识到或感悟到文学发展规律的人，对违背规律的主观干预表示抗争，这才形成了二者的对抗。所以，文学发展中的主观干预与客观规律的对抗，是由不同的人们的不同文学实践所构成。这些坚持文学客观规律的作家、理论家、批评家、领导者与读者，在对错误的主观干预的抗争中，表现出勇敢可贵的探索与进取精神。富于探索与进取精神，这正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又一特征。

正由于众多的有识之士的探索与进取，对违背文学规律的主观意志的抵制，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的良好社会环境的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得以走上正轨。文学创作出现了以反映人民的改革开放、奋斗进取精神为主导而与反映其他多样化生活并存的初步繁荣态势。文学创作主导与多样化的统一，这是当代文学发展进入新时期后出现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它是我国社会现实、政治思想的必然反映，它是读者阅读要求的必然反映，也是作家个性的反映。总之，这一态势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是正常的良性状态。

二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概括研究，不可回避对它的成就与局限的评估。而我们对当代文学发展基本特征的初步认识，正是为了有利于准确地进行这种评估。

当代文学创作追求真、善、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也存在局限。文学创作追求真，追求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真，也追求作家的思想与情感在创作中的真，因之，它也发挥过一定的认识功能。不过，文学创作也出现过虚假的现象，发展得严重时，创作成为一种隐瞒事物真相、制造事物假相而欺蒙读者心灵的操作。创作中由真到假的蜕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革”中达到峰巅；“文革”后，逐渐完成了弃假返真的过程。

当代文学创作追求善，发挥了应用的功利作用，但也出现过偏差，影响了文学功能的全面发挥。当代文学创作在“文革”及其以前，一贯重视人民性、党性，重视“文以载道”，重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狭隘的目光、短视的功利要求，却妨碍文学功利价值的全面实现。

当代文学创作追求审美效应，为社会贡献出若干较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与鲜明形象。在“十七年”，主要是创造了一批再现型的艺术典型；新时期，除过创造了若干再现型的鲜明艺术形象外，还尝试创造了表现型的以人物心灵为主的艺术形象。后者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毕竟是可贵的开拓。但是，无论从质或量的方面要求，艺术典型都未能满足时代的期待，都未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求，在质的方面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