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文学史论文
“马华文学”其实只是一个简称,但其全称却暂无定论,一般将其视为马来西亚华人写作的华(中)文文学。马来西亚有华文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在马六甲出现的第一份华文报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开始,不过此时及此后近百年间的数家华文报章之副刊所载均是由文言文为载体的文章,直到1919年10月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开始才有了以白话文写作的文章出现,此为马华新文学史①的肇端。马华旧文学的短暂蓬勃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的反映,而马华新文学也是无庸置疑地从一开始就一直受到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后的文学思潮的深厚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量的华人为避战乱或谋生下“南洋”(当时南下的文人笼统地将马来西亚称为南洋),其中也包括数量众多的文人,而这批文人很快成为马来西亚文文学阵地(即报章杂志)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引导,使得二战结束前马华文学的脉动与中国文学几乎一致。其次,无论战前战后,那些愈来愈多的出生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他们选择以华(中)文来书写,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表现,无论他们争论马华文学应该书写中国还是马来(西)亚本地华人社会的生活,那只是文学内容表现的问题而非对马华文学本质的讨论;由他们的阅读范围及耳濡目染的华人文化传统所决定,他们仍然在中华文化之内[1]。当然,马华文学的发展比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作家群来看,有南来作家和本地作家,还有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生大马而后留台、留港及留美的一批作家;从其发生、发展的外围文化环境来看,有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及马来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多重冲击;从其文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影响来看,又先后与中国的战乱、马来西亚国家国体及政策的转变以及近期多元开放的国际局势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尝试考察几部既有的马华文学史论述,并结合部分马华代表作家和作品来找寻马华文学在华(中)文文学史之内的发展线索。
一、从几部马华文学(文类)史说起
方修可以说是最早对马华新文学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者之一,他的两部最重要的马华文学史著作即《马华新文学简史》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前一部文学史由1919年马华新文学滥觞写至1942年初日据之前,后一部则由1945年二战后开始写至1956年底。这两部文学史的写作思路大致上一脉相承,时间也基本上连续,因此可将它们当作一部整合的马华文学史来阅读②。总体看来,方修对马华文学特征最重要的概括是指出其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在他的马华文学史里,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子几乎无时不在。战前马华文学由内容到形式都反映着中国社会和文坛的一举一动,而即使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南洋色彩”的提倡及“马来亚本位概念”的形成,乃至到战后1947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其与“侨民文艺”的论争,它们所秉持的依然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即文学应反映社会现实,承担讽喻时事的使命。对比方修的《马华新文学简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不难发现其几乎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学史的一般写作方法,将马华文学的发展按时间分为“萌芽期”(1919年至1925年)、“扩展期”(1925年至1931年)、“低潮期”(1932年至1936年)和“繁荣期”(1937年至1942年),而其对马华文艺思潮的总结也与中国文学中的新文学运动、革命文学运动、问题小说、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一一对应。
至于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方修的分期便由对文学发展兴衰史转为以文学对政治局势的反应为依据了,亦即将之划分为战后初期、紧急状态时期、反黄运动时期和星(新)马独立前后。另外,方修虽则花了极大的篇幅去描述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辩过程,并且列举了战后马华文坛逐渐增多的关注马来(西)亚本土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但他在此部文学史的一开始就将战后马华文学定性为“反侵略、反封建”的文学[2],承接着战前文学的发展,仍然是未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走出来,而从其文学作品的列举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选择标准仍然是所谓的“现实性”。
事实上,马华文学在战后是否面对“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务也颇令人怀疑,这恐怕是方修对战后马华文学一厢情愿的误读。
由此可见,方修虽然明确了马华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之间的关联,但是由于其过分强调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故将文学随外缘政治、社会等的变迁而写作内容发生变化这一方面太过突出,从而忽略了文学本身在艺术手法上(即文学性)的循序渐进,方修的马华文学史不妨看成是中国(战前)及马来(西)亚政治(战后)在马华文学中的反映史。
杨松年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其于2000年出版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可以说是汇集了他近三十年来对新马华文文学新思考的产物。方修等人的研究成果当然是其参考的首选材料,然而在对(新)马华文学史的描述上,杨松年毕竟有所突破。首先是在对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上,他将马来(西)亚本地意识与中国侨民意识的相互消长作为贯彻统一的依据,从而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分为“侨民意识浓厚时期”(1919年至1924年)、“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1925年至1933年)、“马来亚地方性提倡时期”(1934年至1936年)、“侨民意识腾涨、本地意识受挫时期”(1937年至1942年)、“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1945年至1949年)以及“本地意识的拓展、腾涨及继续腾涨时期”(1950年之后)。杨松年隐晦地指出方修等人对马华文学史的分期采用多重标准(如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采用兴衰的准绳,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则采用政治时代分期的准绳)[3],而导致分期、分类紊乱,像他这样的分期却可使得马华文学进程有迹可循。其次,在文学史论述的层面上,杨松年注意到报刊杂志的刊物宗旨、稿约要求等对马华文学发展的强大指向作用,故而在整部文学史里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描绘通过报刊杂志的社论、文艺评论及文艺争论所体现出来的马华文坛的发展面貌。再次,杨松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史中也出现了在方修的文学史中长期缺席的马来文学,这些便是在马来亚独立之后出现的华文翻译马来文的文学作品[3];此外,在此部文学史著作的结束处,杨松年亦提到了马华文坛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从这两点来看,杨的文学史的确可以说补充了方修文学史的盲点,前者指出了马华文学在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之外也有着与马来文文学的交流,而后者则在时间上将方修写至五十年代的马华文学史延展到了六十年代,并且指出了马华文坛上与一贯处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一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