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学史的著述形态

作为一门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学科，“文学史”进入中国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学科舶来品的定位使不少人认为，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本土似乎没有自己的文学史书写。其实不然。伴随中国文学的萌生和发展，古人先贤敏感而又深切地感悟着文学发展历程的每一步，并用文字将之记录下来，形成了关于文学史的著述形态。这些著述虽然形态各异，也有异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体系，但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已然表现出古人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思考，保留于各种文献、资料中的文字也已构成现代意义的文学史研究与构建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作为一种传统的学术形式，它们所展示的相对独立的学术范畴雏形，也足以证明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学史”传统、以及大量丰富并有待发掘的学术资源。南北朝时期尤其可视作这一资源的一个范本。

从史学的角度而言，断限问题是史书内部结构确立的重要一环。史书的断限，指史书所记史事的起讫年代。司马迁在《史记》篇末交待: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班固《汉书》的叙述起讫年代则为: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说明中国传统史家断限的原则，一般从政权的“正统”观念出发。文学史作为文学的历史记载，在撰述过程中也势必涉及到时间问题，而与史书不同的是，文学史更加重视“分期”而非“起讫”。“我们在编纂或写作《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首先要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1］(P68)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是根据文学本身的特征，确定中国文学发展的分期。做好了这一点，我们就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进程”［2］，“分期正是人们用以建构历史的重要手段”［3］(P278)。分期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南朝史家檀道鸾、沈约、萧子显、姚察和北朝史家魏收、以及南朝文学家钟嵘等人的代表性文学史作品为例，析其理念，探其方法，试寻绎我国传统“文学史”思维的特质，以期于今有所借鉴启迪。

一檀道鸾，生卒年不详，概为刘宋时人。所作《续晋阳秋》一书记述东晋一代史事，虽已亡佚，但从《世说新语•文学篇》辑佚的这段文字来看，却是具有明确的时间分期意识的一段文学史书写佳作。檀道鸾认为，《诗》、《骚》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并以此为基点和原则，对两汉迄于东晋六百余年的文学发展情况分阶段进行了梳理回顾。这对后世实具发聩之功。

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

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4］(P262)

对有汉一朝，檀道鸾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位文人为代表，赞其体从诗骚传统，至建安时期，达到文质并重的“诗章大盛”的局面。而西晋潘岳、陆机等人虽时有质文，但已缺少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积极的人生理想，较为单纯地追求华彩和绮丽，同汉以来的诗统已有明显差别。尤其正始年间之后，玄言注入诗歌并渐趋统治诗坛。玄言风气始于魏正始之王弼、何晏，他们崇尚“庄、老玄胜之谈”，引发世人对玄学的追慕，到东晋偏安江左之时，更是风靡一时，在檀道鸾眼中，尤以李充为最。在五言诗方面，郭璞将“道家之言”引入玄言诗的创作，以《游仙诗》横亘诗坛;而许询和孙绰作为东晋玄学的中坚人物和玄言诗代表作家，又吸收佛家妙义入诗，由曹魏西晋时期的庄、老、易“三玄”，演变为佛道融通的四玄之学。这就彻底抛弃了两汉以来的诗骚传统，导致“《诗》、《骚》之体尽矣”。直到东晋义熙年间，以谢混为代表的山水诗的兴起，才一转百余年的诗坛玄言之风。

整体而言，檀道鸾没有照搬朝代更迭、或年号变换的历史分期方法，而是从诗骚两大文学传统出发来考察诗体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他独特的文学史分期意识。当然，作者依然需要借用朝代和年号作为时间单位———西朝、江左两个朝代和建安、正始、义熙三个年号，以起到对文学发展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断限作用。而这一方法，在其他文学史家的分期实践中，也有所借鉴。

和檀道鸾一样，在文学史书写中以诗骚传统为基准的是南朝齐梁人钟嵘。钟嵘的《诗品》堪称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详尽探讨文学源流的著述，在总论部分，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分阶段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与檀道鸾所作《续晋阳秋》实为史书不同，《诗品》的立足点则在于对“诗体”尤其是五言诗的考察，因而钟嵘的论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显示了关注和探索文学的本体特质。这对后世的文学史书写也就更具启发意义。

昔《南风》之词……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

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以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帧⒅傩???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5］(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