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文学史论文
长期有感于因通俗文学一支的阙如而导致的残缺不全的文学史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范伯群教授就把研究的视域转向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在完成了资料汇编、作家传记、重要论文等先期成果后，终于在2000年4月出版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提升了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高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但范伯群并没有满足于此，为弥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粗放性、笔调格调的不一致等不足，他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对自己钟爱的通俗文学园地进一步精耕细作，于2007年1月出版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达到新的研究高度，贾植芳教授评价为：“这是设计精巧、施工精心的优质二期工程。”[1][p.3]对比这所谓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我们发现后者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作为一种“史”的整合，文学史同样需要文学史家的史识观照和勾勒，需要文学史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充分的理性把握，需要“突出文学演进的趋势，而不是大作家的生平逸事；注重结构的分析，而不是事件的叙述”[2][p.3]。否则，如果把重写文学史看作是单纯时间的延伸和叙述量的激增，那文学史就变成了散漫的“资料长编”，而真正失却了“史”的含金量。对比范伯群主编、著写的两部通俗文学史，我们发现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文学“史”的意识明显加强了。
首先，在书写体例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变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板块式的结构形式，不再把全书主要分为社会言情编、武侠会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大事记编等八个部分，不再遵循“大按题材小按时间”等形式的编写体例（如社会言情编分述倡门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地域小说，倡门小说，个案分析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1848年的《风月梦》论到1938年的《亭子间嫂嫂》），而是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分时代地把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潮与报刊杂志的兴办结合起来论述，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兴盛放置于现代传媒的文化语境中，突出了其世俗现代性的文学特质，进一步彰显了与精英文学互动相生的发展脉络：“19世纪90年代到‘五四’前，现代通俗文学曾得到大发展与大兴旺，它不仅有《海上花列传》那样的艺术成就极高的小说，而且有谴责小说这样的得到老百姓拥戴的通俗小说；而在‘五四’后，情况有了变化，它得在知识精英文学的相克中求得相生。这是一个通俗文学在被贬中不断改进自己，以求得自强，以及在自强中不断开拓新垦地，不断探索新的生长点的时期，无论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奠基，狭邪小说的人情、人道化，侦探小说的移植与本土化，都市乡土小说的崛起，电影、画报热的潮起，都说明通俗作家在相克中的求得相生，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途径；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刘云若与还珠搂主等人的作品更是形成了新的冲击波，通俗文学的成就已开始与知识精英文学‘双翼齐飞’的格局；到20世纪40年代，有的作家则已经进入‘超越雅俗’、‘融会中西’的境界，其实这是很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股势头不得不移到台、港去作通俗文学的血脉承传。”[1][p.588-589]可以说，变更体例后的通俗文学史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的史识脉络，更容易从宏观角度把握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更加严谨凝练，通透性和体系性更加鲜明。
其次，在某些文学史观点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力求更加严谨可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毅然把讲“史”的范围从原来的近现代压缩到现代，隐去了近代工商业日趋发展背景下的上海文学趋于现代的萌发历程，删去了关于《风月梦》、《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作品的现代通俗文学“前史”或者说近代史的论述，而把论述的起点放到了《海上花列传》上，把它界定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并论述其六个“率先”的开创意义，赋予其成熟的现代性特征，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种界定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它改变了“注重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突出外在价值和文学历史价值的文学史观念”[3]，体现了“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审美价值等内部本质特征，以此阐释评论作家作品本身的价值，突出作家作品对艺术本身的贡献”[3]的文学史观，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独到见解。另外，《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又在第十九章论述新市民小说时重点论述了张爱玲、徐讠于和无名氏，称其为文学领域中的“一国两制”[2][p.573]者，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通俗文学“融会中西”、“超越雅俗”的发展势头。以三位在新文学史上叫响的作家为其通俗文学史收尾，这也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新创，既能“承上”———是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结果，又能“启下”———为将来《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史》甚至《中国二十世纪通俗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契机，因此它的命名与确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对“都市乡土小说”的命名、对“黑幕”与“黑幕小说”的概念辨析、大众化和通俗文学的生命潜力等诸多文学史命题的分析，或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思考，或是范伯群新近的思考所得，都显示了其通俗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最后，在文学现象的成因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加注重“史”的勾连，努力把通俗文学现象放到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或者知识精英文学的关联中去做动态的分析，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孤立的存在”。既然“凝聚与变异相交而成的坐标，是文学研究整体所依据的主要框架”[4][p.34]，那么古今融会、中西交流融会背景下的通俗文学同样也呈现着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印痕，表现出传播与接受之间的同步态与错位态，而这些方面的分析对文学史的勾连与叙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作为“一期工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非常注重这方面的论述，比如在分析通俗文学中的社会小说时，指出明之人情小说的“世情书”和清之“讽刺小说”都是近现代通俗社会小说的“渊源”[5][p.3]；在论述社会问题小说时，专门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小说进行了比较[5][p.155-164]；在分析民国武侠小说兴起原因时，首先指出了它与晚清公案小说并非同一谱系，属于“新派”而不属于“旧派”，而是与“尚武”“、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外国有关思想特别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5][p.451]。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史”的勾连，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论述“黑幕小说”时，仅仅对“黑幕”与“黑幕小说”进行了概念辨析，为“黑幕小说”正名[5][p.105-112]；而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进一步把它与同时期的美国“揭黑运动”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了一个同时代的参照系，使得这时期中国“黑幕小说”的面目更为清晰。又如在论述包天笑创办的《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仅仅对这两个期刊进行了较长的资料常识介绍[6][p.576-602]，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承接上一阶段报刊文言的兴盛，进一步对其白话的运用原因进行了论析———民间倡导和官方的合围，从而对报纸传媒形式变革的论述更为周全深入。如此不一的深入剖析使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显通观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