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文学史论文
一、《中国当代文学史》、“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洪史）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阈，任何学术新质的出现必然以潜在的薪火传承和新型学术场域的生成为其滋生与成长的背景资源。以唐?|，施蛰存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现代文学专家提出的当代文学成不成史的讨论和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所引发的（重写文学史）论争是洪史出现的整体学术背景和学术资源。陈、王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指出开辟专栏的目的是“希望能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要改变这门学科（指中国现代文学，引者注）原有的性质，使之从置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
重写文学史作为对既有文学史学科性质和研究模式的反思，一方面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将其指涉为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两个层面，体现出现代文学学科的优势地位和扩张趋向。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以及（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异议具有两个共同的倾向或缺陷：首先是对1940年代以后的解放区文艺传统有意无意的忽略，将1940年代尤其是1950～1970年代的文学视为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离弃，将其作为以五四新文学为源头和评判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异质因素处理。其次是将新时期文学看作是五四文学的复归和继承，因而就是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必然延伸和构成要素，属于现代文学（唐?|）或文学批评（施蛰存）的研究范畴。洪史既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收获，又是带有权宜的意味的写作实践，其中也蕴涵着对（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反思和修正。这使洪史在文学史理念、叙史模型建构及叙史原则等方面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体性。但正如著者在《后记》中所言：“当代文学史的个人编写，有可能使某种观点、某种处理方式得到彰显。当然，因此带来的问题也不言而喻。受制于个人的精力、学识和趣味的限制，偏颇遗漏将是显而易见的。”在凸现洪史在开创和拓新当代文学史叙述范式、叙述空间上所具有的意义的同时，探讨由此带来的（问题）（偏颇遗漏），进而寻找洪史及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限约和限度，对于此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更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和价值。
二、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化
洪史在《前言》中对“中国当代文学”概念进行了独特的界定：在时空范围上说，它是194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国大陆）中的文学；就其深层的动态发展来看，则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根据对“当代文学”的重新定义，著者将“当代文学”分为“一体化”逐步全面实现的“50～70年代文学”和“一体化”走向解体的“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两种不同的文学格局和文学形态。
三、一体化的实现与解离：叙史情节结构的洞见与遮蔽福柯认为历史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目的论的，它是一种在知识范式制导下的话语，是背后隐含着权力（意识形态）的语言叙述形式。著者也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都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洪史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但由于历史的事实是处在一个不断彰显，遮蔽，变易的运动之中，所以它悬置评价，质疑本质，将个体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隐藏在非个人化的历史场景中，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以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洪史将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理论分析的方法引入文学史叙述，试图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缝合为一体，把社会历史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制导，内化为文学观念、写作传统和价值取向上的“延续”与“断裂”之争，在文学主题、题材、人物塑造、美学风格以及文学样式的转换中求索主流话语、时代语境的操作方式和运行轨迹，在文学与政治的缝隙中发现历史的真实一面。对一体化解构的叙述，除了在拨乱反正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实施新文艺方针的实施，给作家作品落实政策，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派文学的论争对异化人道主义，主体性等理论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和批判等方面有所体现外，文学思潮的嬗变，文学现象的涌现，作家作品等层面上存在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度阐释。五四时期并非文学百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那么“一体化”的解体，也很难说是在顷刻间实现的。“一体化”的实现与解体都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型尚且需要经过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复杂过程，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要完全摆脱“一体化”格局，而且具有独立的形态，无疑需要更漫长曲折的历程。以一体化的实现与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二元性的叙述模式，这种模式是洪史力图克服一元性文学史观，“非此即彼”的偏执性建构客观公正的当代文学史而做出的自主选择。
洪史在《前言》中强调：“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但基于“当代文学”的“构造性”“对‘当代文学’的生成，需要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去考察”，同时“‘当代文学’的特征、性质，是在它的生成过程中描述、构造的”，所以“当代文学”的特征和性质，以及文学文本的“审美性”也就生成于“一体化”文学运动的进程。基于此，洪史放弃了以著者个体的审美尺度对文学文本进行臧否评价，即使是对《创业史》、《红岩》、《青春之歌》等“经典”也只是置于彼时历史语境中，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结合中，揭示其“审美性”得以形成的意识形态本源。可以说，洪史是偏重于历史的观察、叙述而相对忽略文学的品评。洪史对历史和文学关系的特殊处理，显然与著者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理论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的语言分析相关，因为知识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有关人们说过哪些话怎样才算是真理的历史，当代文学则是由知识权力语言诸要素合成的话语形成。